三年來，蘭考從打造“一村一品”“一鄉一業”到建設產業集聚區、特色產業園，從小微企業遍地開花到多家上市公司落戶，實現了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蘭考村民在縣內務工率達60%以上。
文｜《小康》記者 郭煦
豫東平原，蘭考縣的東壩頭。黃河畫下“U”形迴環，轉過最後一個大彎，迴轉北上，直奔浩瀚渤海。河南省蘭考縣，這個“躺在黃河故道上的地方”，風沙、內澇、鹽鹼，是這片土地數百年的傷痛，記載著被沙丘移動逼迫一再遷徙的蘭陽、儀封、考城三地舊址，目睹了昔日“蘭考大爺”逃荒要飯的窘迫與無奈。
55年前，焦裕祿拼盡一生，發誓改變蘭考面貌。55年後的今天，蘭考迎難而上，打贏了艱苦卓絕的脫貧攻堅戰。
蘭考是焦裕祿精神的發源地，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的聯繫點。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兩次親臨蘭考，叮囑蘭考的黨員幹部要像焦裕祿那樣到群眾中去，想辦法讓農民的錢袋子儘快鼓起來。面對總書記的囑託，蘭考立下了“三年脫貧、七年小康”的軍令狀。
三年大幹，引發蘭考巨變。曾經的風沙鹽鹼地，如今已是瓜果連片、企業林立。三年耕耘，時間的底色，因奮鬥而愈顯厚重，被汗水浣洗而熠熠生輝。
時間定格在2017年3月27日。經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評估並經河南省政府批準，蘭考縣成為河南省貧困退出機制建立後首個脫貧的貧困縣。
蘭考脫貧的消息一出，各大媒體發出報導，網友們紛紛對在焦裕祿精神引領下的蘭考縣鼓勁加油，對蘭考脫貧攻堅的實踐感慨讚歎。
蘭考縣扶貧辦主任胡良霞說，脫貧實踐為幹群關係的拉近提供了充足的土壤，也夯實了脫貧致富的基礎。
河南大學中原發展研究院院長耿明齋表示，蘭考縣三年脫貧7.7萬人，共產黨人交出的這份亮麗成績單，正是共產黨人不忘初心、堅持人民至上執政理念的鮮明體現。
特色產業助力脫貧攻堅
3月28日上午，在蘭考縣孟寨鄉憨廟村，翟世棟卸下了扶貧工作隊長的重擔，向前來接替他的駐村幹部交接工作。而就在一年前，憨廟村還有30多戶人家遲遲沒有脫貧，讓當時的翟世棟非常著急。
三年前，蘭考縣提出：幹部作風是否過硬，脫貧攻堅是試金石。從2014年建檔立卡到現在脫貧摘帽，全縣派駐在115個貧困村的345名一線扶貧隊員，因村因戶精準施策，讓每個村都有自己的特色產業。
蘭考縣委、縣政府確定“三年脫貧、七年小康”的發展思路是：“五輪驅動”和“五級聯動”。“五輪驅動”指的是政府推動、市場拉動、農戶主動、科技帶動、金融撬動；“五級聯動”就是縣扶貧領導小組、縣直部門、鄉鎮領導班子、駐村工作隊和貧困農戶互聯互動。
在扶貧理念上，變單純的“輸血”為既“輸血”又“造血”，重在培養“造血”功能。
脫貧攻堅伊始，蘭考人自問：蘭考為啥窮？答案是：產業不興，經濟沒有支撐。
“蘭考把脫貧攻堅與供給側改革相結合，找準特色產業，讓貧困戶在家門口穩定增收，拔下了窮根。”開封市委常委、蘭考縣委書記蔡松濤說。
在蘭考產業集聚區，禾豐牧業有限公司流水線正在一刻不停地運轉。一隻只肉鴨經過屠宰、分割、包裝，運往全國各地。而遠在30公里外的考城鎮，劉土山村貧困戶陳新民也在時刻關注禾豐牧業。2016年，陳新民與公司簽訂養殖收購協定，一年餵養6茬鴨，年入6萬元，成功脫貧。
像陳新民這樣養鴨的貧困戶，蘭考有3500戶。在龍頭企業帶動下，養鴨、抓鴨、搞運輸、做防疫，甚至搜集鴨糞都成為當地老百姓創收增收的管道。
“蘭考扶貧不養懶漢，不能靠在牆根曬太陽，伸著手來要救濟。”蘭考縣扶貧辦主任胡良霞說。
三義寨鄉付樓村村民郝金剛早年在磚窯幹活時被砸斷腳，落下終身殘疾，與兩個幼女相依為命，三年前被定為“兜底戶”。由於長期貧困，老郝很自卑，不願與人說話，少與鄉鄰往來。
“兜底戶給夠補助款，也能完成扶貧任務，但只輸血不造血，老郝就會一直萎靡不振，兩個孩子以後咋辦？”幫扶工作隊和村裡商議後，先幫老郝建院牆、蓋廁所、添傢俱，在取得信任後，帶他參觀縣裡養殖場、拜訪鄰村養殖戶，鼓勵他搞養殖。
“養它兩籠兔子先試試。”老郝終於動了心。2015年7月，老郝用5000元到戶增收資金買來25只優質種兔和飼料，建起兔舍。2016年，他賣出7批兔子，賺了1萬多元，順利脫貧。一向封閉的老郝“敞亮”了：“如果自己不想站，別人扶也扶不起來；如果自己想站著，別人誰也打不倒。”
堌陽鎮徐場村是蘭考縣遠近聞名的樂器村，全村有一多半的人口從事著和樂器相關的工作。在駐村扶貧幹部的幫扶下，很多人從世代種地的農民變成了樂器廠的老闆，還吸納大量貧困戶務工。
走進徐場村，美好和著琴聲一起飛揚。琴風路、琴頌路、琴華路……每一條街道都以琴命名，道路兩邊雪白的牆面上繪著一幅幅精緻的山水畫。幾乎每一處靜謐院落裡都“藏”著一個民族樂器加工廠，走進去，那是熱火朝天的世界。
上世紀80年代，上海民族樂器廠琵琶製作大師韓富生來到蘭考，在堌陽一農家聽到主人拉動風箱燒飯時風舌發出的清脆悅耳的聲音。當他得知那是由泡桐木板製成時，一陣驚喜。
原來，適宜在沙土地生長的泡桐，因其紋理細膩、木質疏鬆、不易變形、抗腐蝕性強等特點，竟是製作民族樂器音板的絕佳材料。
自此，蘭考泡桐與民族樂器甚至西洋樂器結緣。
在徐場村，60%的農戶擁有自己的樂器工廠，年收入一般都在百萬元以上；而剩下的40%農戶的勞力則在這些工廠裡打工，每月收入也不低於5000元。
打一個電話，敲一次鍵盤，樂器訂單從國內各大城市甚至從國外飄然而至；還是打一個電話，敲一次鍵盤，堌陽的各種樂器通過電商平臺和現代物流，分送到各地樂器店家。堌陽人做夢也沒想到，現代社會生產與生活的元素在這裡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
不僅如此，蘭考縣還持續推進特色扶貧產業體系建設。比如家居製造及木業加工，在縣產業集聚區，以強縣為目的，完善產業鏈條，承接東莞家居企業集團式轉移，打造品牌家居產業集群和中高端家居集群；在鄉鎮，對木製品發展基礎較好的鄉鎮進行產業規劃，逐步打造了6個鄉鎮專業園區；在農村，按照“一村一品”原則，對具有一定產業基礎的村，支援發展群創產業，吸納農民在家門口就業。
三年來，蘭考從打造“一村一品”“一鄉一業”到建設產業集聚區、特色產業園，從小微企業遍地開花到多家上市公司落戶，實現了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蘭考村民在縣內務工率達60%以上。2016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21124元和9943元，比3年前分別增長10164元和4297元。
幹部駐村帶頭脫貧
一切變化始於2014年。
在國家扶貧政策的幫助下，貼息貸款來了，一對一技術幫扶來了，鄉村泥濘公路也得到硬化了。
2014年開始，蘭考縣派出工作隊到貧困村開展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對貧困戶量身定制幫扶方案，做到村村有脫貧計畫，戶戶有脫貧措施。
“要想重用，先去駐村，要想提拔，必下一線。”蘭考把脫貧攻堅作為錘煉幹部、轉變作風的主戰場，先後選拔345名年輕幹部，派駐115個貧困村精準幫扶。嚴格遵守“5天4夜”工作制，堅持不脫貧不脫鉤，不拔窮根不撤團隊。
因病致貧的62歲貧困村民徐文獻，2015年在駐村扶貧工作隊的幫助下，拿到10萬元扶貧貸款，辦起民族樂器廠，2016年實現純利潤10萬元。通過民族樂器產業帶動，2016年底，範場村群眾人均增收5000餘元，貧困戶全部實現了脫貧。
2016年，蘭考縣推出了“三位一體”金融扶貧新模式：從全縣扶貧資金裡拿出3000萬元成立風險補償金，銀行按風險補償金的10倍發放貸款額度，有了縣財政的擔保，原來無法貸款的貧困戶就可以拿到創業的啟動金。
剛駐村時，紅廟鎮夏武營村幫扶幹部秦趁義時常被誤解，有的貧困戶直接跑來要東西，有的村幹部說他是“來鍍金”“搞形式主義”。秦趁義不辯解，就是苦幹實幹。夏武營村有種蔬菜的傳統，但道路極差，一遇雨雪，只能從地裡背菜往外賣，秦趁義多方爭取，為村裡修起兩條新路；為把3畝垃圾坑變成蓮藕池，秦趁義三伏天跳進垃圾坑，光著膀子清理雜草……一件一件事情幹下來，村民們都說，他是真駐村、真幫扶。
領導帶頭幹，幹部比著幹，群眾跟著幹。在蘭考大大小小、各行各業的微信工作群中，大家淩晨還在討論工作的場景屢見不鮮。蘭考縣長李明俊說：“蘭考開會都在晚上，因為這樣方便黨員幹部白天進村工作。”
真金不怕火煉。2016年，在鄉鎮黨委換屆選舉中，蘭考提拔重用一線幹部58名，其中39名是脫貧攻堅一線幹部，進一步激發了大家幹事創業的熱情。
蔡松濤說：“一線經歷可以讓年輕幹部作風更踏實，工作方式更接地氣。有了這樣一批幹部，蘭考奔小康，信心十足。”
41歲的蘭考縣扶貧辦副主任孫貫星就是345名選派幹部中的一員。在駐村前，孫貫星已經幾次動了辭職的念頭。“糾結彷徨，無所事事，感覺不到自己有什麼作為，有什麼價值。”然而，駐村扶貧完全改變了他的工作狀態。
住到村裡第一天，時值寒冬，有老百姓把自己的電褥子拿來給他們用，群眾的信任和期待讓孫貫星感動。“最開始還有點被動，縣領導三天兩頭往村裡跑，不做事沒法交代。”孫貫星發現自己變了，變得越來越願幹事，越來越想和群眾在一起。
孫貫星花了一個月時間調查，找準村裡優勢，發展生態農牧，恢復村裡水系，制定民俗旅遊規劃，建立了50多人的裴寨在外精英人士群，發動能人的力量建設家鄉。在他的帶領下，昔日的軟弱渙散村最終成了蘭考縣的紅旗村，鄉村旅遊也在豫東打出了名聲，2016年，裴寨村順利脫貧摘帽。
“貧窮不可怕，可怕的是被貧窮磨頹了鬥志，安於貧窮。”蘭考縣堌陽鎮副鎮長溫振表示。
在中國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要想富，先修路。這句話在蘭考縣同樣得到了印證。
曹莊村，過去是蘭考縣有名的貧困村，以前這裡人多地少交通不便，村民常常這樣描述自己的生活：“天晴一身土，下雨一身泥。村裡的道路坑坑窪窪，雨水聚集、泥濘不堪，下雨天人們根本出不去。”然而，村民們萬萬沒有料到的是，來自河南省公路局的幹部葛占偉擔任第一書記後，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這樣的景象已全然不在，公路修到了自己家門口，嶄新的路燈倚街而立。
其實，在蘭考，優先發展交通的曹莊村並非個案。周邊的村子也都紛紛加快公路修建，完善交通設施。
蔡松濤介紹，近兩年來，蘭考縣纍計完成交通基礎設施投資7.9億元人民幣，全縣路網結構得以不斷優化。蔡松濤說：“全縣所有行政村之間實現了統一劃路，通暢率達到了100%，115個貧困村裡實現了村內主幹道硬化，現有城鄉客運幹線126條，城鄉公交線路10條，行政村客車通達率100%。行政村通郵率100%。”
越過了貧困的溝坎，蘭考的幹部群眾並沒有鬆口氣，繃緊弦的蘭考人瞄向下一個目標：脫貧不是終點，小康才是方向。
蘭考“摘帽”以後怎麼幹
歷史的蘭考是災難的蘭考。黃河多次決口，風沙、洪澇、鹽鹼“三害”一直禍害著這個地方。三年自然災害時，全縣有1600多個沙丘、26萬畝鹽鹼坡和28萬畝澇窪地，平均糧食畝產只有43斤。
那時，蘭考貧瘠的土地、惡劣的環境，再也養活不了她的兒女。
1962年冬，在蘭考最為困難的時候，黨把優秀幹部焦裕祿派到了這裡。
為了蘭考百姓的溫飽，焦裕祿拼著性命，帶領群眾與“三害”作鬥爭。焦裕祿雖然倒下了，卻把他那不朽的精神留在了蘭考大地上，也把改變蘭考面貌的希望留在了蘭考大地上。
焦裕祿身後的蘭考，也曾迎來過一波波的發展：20世紀60年代，蘭考解決了“三害”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蘭考解決了吃糧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蘭考開始解決錢的問題。只是基礎太差，到2002年，蘭考的頭上還有一頂“國家級貧困縣”的帽子。
經過努力，蘭考縣的貧困人口已經由2014年7.7萬人迅速減少到去年底的3127人，貧困發生率由2014年的11.8%降至今年的1.27%，從而正式脫貧摘帽。
脫貧不是目的，小康才是目標。4月18日，蘭考縣舉行穩定脫貧奔小康誓師大會，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行全面部署。
誓師大會上提出，至2020年，全縣生產總值達到380億元，年均增速10%左右；人均生產總值達到5.5萬元，年均增速7.9%以上；實現工業增加值160億元，年均增速11.1%以上；固定資產投資達到350億元，年均增速16%以上；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55億元，年均增速13%以上；一二三產比重調整為9.8∶45.2∶45；城鎮化率達到56%，城鎮人口達到40萬人；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2萬元，年均增速13.1%，人民生活水準全面提高，社會保障全民覆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
摘帽以後應該怎麼辦、怎麼幹?河南省扶貧辦主任張繼敬認為，要在4個方面做好脫貧攻堅工作。
摘帽不摘政策。《河南省貧困退出實施辦法》中明確規定：“貧困戶、貧困村、貧困縣退出後，在攻堅期內，國家和省原有扶貧政策保持不變，支援力度不減，留出緩衝期，避免出現邊脫貧、邊返貧現象，確保實現穩定脫貧。”脫貧摘帽並非扶貧終點，扶貧政策不會、也不應該戛然而止。各級各部門要繼續落實好扶貧政策，讓廣大脫貧戶深切體會到黨和政府為他們“扶上馬、送一程”的良苦用心。要不斷完善扶貧政策，對脫貧攻堅實踐中暴露出的突出問題和薄弱環節跟進出臺相應的政策措施，做到頂層設計與基層實際高度吻合，政府初衷和農戶意願緊密結合，使脫貧政策更接地氣、更為精準、更加有效。
摘帽不摘責任。貧困縣摘帽後，從退出的次年起不再參與貧困縣考核，對貧困縣建立的約束機制也隨之解除，一些地方可能會就此偏頗地認為“早脫帽子早有好處，不脫帽子還有約束”。其實不然。貧困縣雖然摘帽了，但貧困村、貧困戶並沒有完全退出，而且返貧現象時有發生，貧困仍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解決剩餘的貧困問題更是難中之難、困中之困。面對脫貧任務，縣級黨委政府承擔的主體責任沒有變，書記和縣長是第一責任人的要求沒有變，各種幫扶體制機制沒有變。因此，各級各部門要強化責任擔當，針對不同的貧困現象，拿出繡花功夫，量體裁衣，細針密縷，不斷提高脫貧品質。
摘帽不摘標準。隨著貧困縣的全部退出，貧困縣沒有了，“兩不愁三保障”都實現了，可能有的地方會認為貧困標準沒有了。事實上，“兩不愁三保障”是現行標準下農村人口的脫貧標準，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衡量貧困的標準不僅仍然存在，而且會“水漲船高”，反映的形式也會更加多樣。制約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經濟基礎薄弱、產業發展乏力、人才保障不足等問題仍會長期存在。各級各部門要注重扶貧工作的可持續性，保持脫貧成果的可持續性，各項工作標準只能提高不能降低，既要著力當前，更要著眼長遠，積極作為，持續求進，鞏固並不斷提升脫貧成果。
摘帽不摘動力。我國正處於而且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中國最大的國情。貧困問題甚至絕對貧困的存在是社會發展階段性和歷史發展過程性的必然產物。向貧困宣戰是一項長期艱巨的歷史任務，這就要求我們發展的步伐不能停，工作的力度不能減。脫貧的任務很重，奔小康的任務更重，壓力也會更大，我們不但要化壓力為動力，而且要不斷自我加壓，確保奔小康路上的每一個腳印都是堅實的、有力度的、富有成效的。
張繼敬表示，貧困是相對的，是動態的，也是發展的，即便貧困縣全部摘帽，也不意味著人口全部脫貧，“到2020年，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任務仍然艱巨，脫貧致富永遠在路上，容不得等待觀望、鬆勁懈怠，更不能一摘了之、裹足不前。
(來源:《《小康》下旬》 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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