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專利事業真正的奠基人，更多人對趙石英的瞭解是“袁隆平的伯樂”，但其實，他一生做了很多不同領域的工作，並且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他很謙虛，在世時很少提及自己的功績。在他兒子趙晨看來，對其父親最準確的評價，應該是我黨培養出的優秀實幹家
文｜《小康》記者 劉源隆
“文革”開始的第一年，即1966年。一天中午，安江農校“文革”工作組通知袁隆平去談話。自運動伊始，袁隆平就知道自己“躲不過去了”，這位被定性為“愛好自由，特長散漫”的“預備黑幫”教師，思忖著組織該對自己“宣判”了。惴惴不安地走進了工作組負責人辦公室。
“沒想到，這位負責人客客氣氣，讓他介紹了自己的研究，隨後鼓勵他‘抓革命促生產’，把研究和實驗搞好。同時，還把安江農校最好的一塊試驗田分給了他。”在北京日報的報告文學作品《告別饑饉》中，有著這樣的記錄。
此時的袁隆平驚詫不已，完全摸不著頭腦。直到工作組的那位負責人第二年被打倒，謎底才被揭開。
原來，工作組揪鬥袁隆平，是已經定下的計畫，牛棚裡的床位都為他準備好了。可正在這時，工作組卻接到了一封國家科委發來的公函，這封公函責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農校要支援袁隆平的研究。
“看著北京發來的紅標頭檔，安江農校“文革”工作組不敢自專，帶著這個函件去請示時任黔陽地委書記孫旭濤。孫旭濤是一位知識份子出身的老革命，看完公函，他明確答覆：‘袁隆平當然是保護對象！’”
“我的伯樂就是趙石英”
這份成為了“文革”時期袁隆平的“保護傘”的公函，來自時任國家科委九局局長的趙石英。也正是由此，袁隆平對於趙石英十分感激。1986年，趙石英病重入院，袁隆平還專程來北京看望他，首屆隆平農業科研基金會頒獎時，還不忘給趙石英頒發了伯樂獎。“每一個科學家都需要伯樂，我的伯樂就是趙石英。”袁隆平在自述中如是說。
不僅是袁隆平，國家科委對於趙石英也非常感激。“當時科委副主任韓光非常感謝我父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父親在寫這份公函的時候，他其實已經被打倒了。在那樣緊張的外部環境下，他還繼續堅持工作。”趙石英的兒子趙晨回憶並向《小康》記者講述道。
1966年2月，中國科學院院刊《科學通報》上刊載了袁隆平發表的論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趙石英看到這篇論文後，意識到袁隆平所進行的研究意義重大，就向主管國家科委工作的聶榮臻元帥彙報了此事。
可還沒等到批示，趙石英就成為了“文革”時最早一批被打倒的幹部之一，然而他被打倒的原因卻非常突兀。
之前，在一次科委的座談工作會議上，趙石英見到了時任北京大學黨委第一書記陸平，陸平私下裡向趙石英發工作上的牢騷，說現在學生們要搞“文化革命”，不想上課，他對此很是苦惱。趙石英聽到後很驚訝，並且表示這是行不通的，因為國家的科研人才是梯隊培養的，如果不學習不上課，那以後國家的科學技術就很難有所發展了。於是，陸平想了一個辦法，他請趙石英去北大做一次講座，給學生們講講道理。“據說，這次講座在當時北大校園裡還產生了比較大、比較積極的影響。”可是，好景不長，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放了播聶元梓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很快，陸平就被帶走了。“而批鬥陸平的學生們也就想起來，之前有一個和陸平一夥兒，來講座的科委幹部。”趙石英隨即被打倒。在批鬥尚未來臨前，他想到了袁隆平，深感時間緊迫，就自擬了一份公函，蓋了科委九局的公章，下發到了湖南。
時至1984年，湖南雜交水稻技術研究中心成立，袁隆平被任命為中心主任。研究中心取得了多項科研成果，可是困難也越來越多，最為突出的是，地方的支援力度有限、科研經費緊張。1994年12月15日傍晚，袁隆平得到通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將於12月16日視察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袁隆平精神為之一振，馬上開始撰寫報告。
第二天，袁隆平琢磨著怎麼開口向總理要經費，沒想到李鵬竟主動說：“你有什麼困難可以提出來，在條件許可的範圍內，我一定幫助解決。”
“我真是激動萬分，忙遞上準備好的報告，請求支援1000萬，總理當即就簽了字。”袁隆平在文章中寫道。在“總理基金”的支援下，1995年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原來，對於趙石英曾如何保護袁隆平，以及袁隆平科研的重大意義，李鵬早就一清二楚。這是我國歷史上“總理基金”的第一次使用，從此以後的歷任總理，朱鎔基、溫家寶、李克強都是直接批示，對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給予了各方面的支援。
出身革命世家，18歲奔赴延安
“袁隆平的伯樂”是趙石英最為顯著的標籤，作為“伯樂”，擁有如此長遠的眼光與銳利的判斷，離不開趙石英不凡的家世和從小受到的教育。國務院前總理李鵬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詳細介紹過他的革命家庭，而這個家，也就是趙石英的家。
趙石英祖籍是重慶酉陽縣龍潭鎮。他的爺爺趙登之是酉陽當地的地主兼商人，一共有九個孩子，其中有五位是滿腔熱血的革命者，因此稱其為革命家庭再合適不過了。
老二趙世玨，也正是趙石英的父親，十四歲離家出走，1907年加入同盟會，並到四川陸軍小學堂學習，後又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在熊克武麾下任軍官回到四川。1919年與川軍北洋派楊春芳部激戰失敗後，舉家遷往北京。1920年，趙石英出生在北京。幾年後全家又回到四川，趙世玨跟隨了同為保定系的好友劉文輝，擔任二十四軍司令部參謀長。1935年，劉文輝被劉湘逐出成都，到了西康，趙世玨又被任命為西康省雅安縣縣長等職。
趙石英的三叔趙世炯，信仰讀書救國，從北京的一所交通通信學校畢業後，進入郵政電信機構工作。
五叔就是大名鼎鼎的趙世炎，早在1920年就赴法國勤工儉學，與周恩來、鄧小平等建立了旅法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和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是我們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在大革命時期，他參與領導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並取得勝利。1927年7月19日，趙世炎在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被殺害了，當時他擔任的是中共中央委員、江蘇省委代理書記。
三姑姑趙世蘭，是黨內幾位比較有名望的老大姐之一。因為年齡較長，一些老同志如鄧穎超、蔡暢、劉亞雄等都稱她為“大姐”。新中國成立以後，她在煤炭工業部擔任機關黨委書記。
九個孩子中年齡最小的便是趙石英的小姑姑趙君陶，也正是李鵬總理的母親，她也是1926年入黨的老黨員。她的丈夫，李鵬總理的父親李碩勳在1931年就任中共廣東省委軍委書記後，由於被叛徒出賣，于海口被國民黨逮捕，英勇就義。
趙石英還有一位表哥，就是1927年參加革命的劉仁。新中國建立後，他歷任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部長，市委副書記、第二書記，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等職，為首都的建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大革命失敗後，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趙世蘭和趙君陶相繼回到四川，住在已成為軍閥的二哥趙世玨家——成都西禦西街113號。這兩位共產黨人並非只是單純地住在這裡，在趙世玨的保護下，中共川康特委悄然在趙石英家裡建立起來。
“我父親晚年曾向我回憶到，我的爺爺對於當時川康特委的工作非常支援。川康特委書記羅世文、委員車耀先等人當時就住在我們家裡。”這就讓國民黨藍衣社的特務們犯了難，如果是一般百姓家，他們可以隨時搜查，可是趙世玨是當地的軍閥，每天都有川軍的軍人站崗，可不是他們想進就進的。1932年，有一次羅世文外出工作，不慎被藍衣社的人抓住了，川康特委的人得知後，異常焦急。“我爺爺當時還不在成都，是我的奶奶一個電話打給劉湘，然後劉湘直接致電蔣介石，說羅世文是行醫世家，當地名流都要找他看病，抓了他就等於要了劉湘的命。結果蔣介石一道電令：無論羅世文是不是共產黨，一律放人。”到了1940年抗戰時期，羅世文再次被國民黨逮捕，那時的川軍已基本被蔣介石接管，因此已無力保護，羅世文在渣滓洞受盡折磨英勇就義。
就在趙世蘭、趙君陶，以及羅世文、車耀先等革命人的影響下，趙石英對馬列主義逐步瞭解、深受感染，最終成為信仰。1936年，他加入了成都“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不久還擔任了區隊長的職務。因為表現優異，1938年，趙石英加入中國共產黨，趙世蘭和趙君陶聯名寫信給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的趙世炎夫人夏之栩、在延安的李富春、王若飛，向他們中肯推薦趙石英等一批優秀青年，一同前往延安。
到達延安報到的第一天，趙石英在一個窯洞前，正和同學們聊天之際，遠遠地看見一匹高頭大馬載著一位身材健碩中年人，向他們這邊疾馳而來。待那人接近，便沖著人群喊道：“哪個是趙令瑗？” 趙石英本名叫趙令瑗，找他的人正是王若飛。當王若飛得知好友趙世炎的侄子來到延安時，感到非常激動，因此當趙石英踏上延安的第一天，他便迫不及待地來看望這位烈士的後人。隨後，也正是為了紀念自己的叔叔趙世炎，趙石英便引用叔叔的筆名“施英”，把自己的名字改為了“石英”。
馬列學院的“叛逆”學生
來到延安，趙石英先在陝北公學進行了短期培訓，後考入延安馬列學院學習，班長是汪東興，和江青、淩雲等是同學，住在同一窯洞的室友則是毛岸英。趙石英還有一個發小，是從成都上學，到參加民先隊，並一同到延安的小兄弟。這個小兄弟就是後來成為毛主席秘書的田家英。對於田家英的才華，趙石英頗為瞭解。“我父親印象特別深的是，田家英十三四歲就賣文章。”小小年紀的田家英學富五車，還寫得一手好字，上中學的時候就到大街上擺攤給人代筆寫信、寫狀子。在馬列學院學習期間，田家英也迅速展露了自己的學識與才華。“延安馬列學院的學習氛圍特別濃郁，我父親曾回憶當時上課的情景，除了一些大課由毛主席、陳雲、張聞天等來講課以外，學員自己也要上臺講課與同學交流學習心得。”
有一次，田家英上臺講歷史，口吐蓮花、精彩紛呈，他講完就到了課間休息，大家就走出課堂去活動。趙石英和同學剛邁出教室，就看到門口坐著一個高大的中年人，身上的衣服滿是補丁，這個人看同學們走了出來，就站起身大聲地說：“講得好！”仔細一看，竟然是毛主席。主席經過課堂，被田家英的講課吸引，又怕打擾大家學習，就在門口坐下來靜靜地聽。“這應該是毛主席第一次見到田家英，並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趙石英與田家英的友誼從兒時開始，一直到田家英自殺。據田家英的夫人董邊生前回憶，田家英生前見的最後一位友人就是趙石英。“我父親去中南海找他，作為老朋友聊聊生活和工作，不想兩天后，田家英就自殺了。當時父親覺得特別可惜，十分悲慟。”
在馬列學院的學習生活讓趙石英收穫巨大，但是他也並不是一個聽話的學生。當時在一起的同學還有從抗日前線召回學習的老紅軍幹部，趙石英就向他們打聽前線的戰鬥生活，這些老兵帶回來的故事讓年輕的趙石英產生了無限的遐想，他渴望到前線去。他開始向組織申請赴前線部隊參加抗日，然而得到的是拒絕的答覆，為此他還和教員們有過激烈的爭吵。“我加入共產黨，千里迢迢來到延安，為的就是抗日，為了保家衛國。”
有一些前線召回學習的幹部商量著連夜出走，回到部隊，趙石英也心動了，就加入到他們出逃的計畫中。可最後，計畫還是被識破了，為此，趙石英受到了口頭警告處分， 1942年整風運動開始，他受到了調查，但最終什麼也沒查出來。
在延安的工作和學習直至1945年，趙石英終於被組織派往他夢寐以求的前線陣地。
日本投降以後，根據鬥爭形勢的需要，中共中央決定派大批幹部赴東北。“第一站是東渡黃河，到山西王家峪的八路軍總部報到。朱德總司令親自開的路條，寫著‘國民革命軍’十八集團軍少尉排長趙石英到前方公幹云云。”在臨行前，毛主席把這些即將赴前線的年輕幹部們召集在一起，向他們講解如何拉團隊幹革命。組織向他們發了駁殼槍，兩三個人有一把。“這很不容易了，因為當時毛主席的警衛隊都沒有這樣的槍，好槍都先給去前線的同志。”
當年11月，趙石英隨中央黨校幹部隊到達當時的熱河省承德市，擔任熱河軍區警衛團的營長，隸屬冀察熱遼軍區程子華的部隊。他們兩三個人到了當地農村，而所面對的局勢可以說是紛繁複雜。“當地城市裡有負隅頑抗的日本人，有國民黨軍隊，農村地區有少數民族勢力、土匪、漢奸等等，要迅速拉起一支武裝絕非易事。”趙石英等人按照組織的叮囑，首先剷除了當地的漢奸惡霸，名聲大噪，很多窮苦的、走投無路的年輕人便慕名前來投奔，團隊很快建立起來。人員雖然多了，可是槍支仍然沒有幾條。
1945年底，承德北喀喇沁旗的反動王爺和國民黨軍隊暗中勾結，策動解放區的舊日偽人員武裝叛變，糾集三十多股土匪，在承赤公路兩側橫行霸道，殺害革命人民，阻礙交通，嚴重擾亂瞭解放區的社會生活秩序。警衛團政委任思忠和趙石英率領了兩個步兵營前去清剿。有一次攻打一個寺廟，敵人站在鐘樓上居高臨下，對於缺少裝備的遊擊隊來說很難攻打。趙石英自認敢死隊長，挑選了幾個勇猛的戰士沖在最前面。“他們把八仙桌的腿鋸短，在上面鋪一層被子，鋪一層沙子，交錯蓋了好幾層，再澆上水，敢死隊員們就趴在桌子下麵，靠著掩護往前沖。我父親說那叫‘土坦克’。”趙晨形容道。敵人的槍不管用了，就扔手榴彈，“看到有手榴彈滾到桌子下面，就用手給扒拉出去。”就是那次戰鬥，把趙石英的一隻耳朵給炸聾了。
從革命戰爭到和平建設
而後，趙石英還參加了承德防禦作戰，以及掩護冀察熱遼軍區和中共冀察熱遼分局機關撤離承德等戰鬥。1947年開始，他被任命為土改工作團團長，主要負責冀熱遼軍區的土改工作。而他所在的部隊大部分調去了東北打遼沈戰役。“父親因為土改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就被他的領導吳德留在了冀東。”
轉眼就到了1948年11月，解放東三省後的東北野戰軍，接到中央指示秘密入關。趙石英的部隊接到林彪電令，要做好後勤保障工作，修路築橋，迎接東北野戰軍的坦克、大炮入關。他的老戰友，已經是四十五軍一三五師師長的任思忠，一入關就找到他。趙石英就率部一路跟著四十五軍來到天津城下。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趙石英就此留了下來。1950年天津總工會成立，趙石英擔任生產部長，主抓天津市的工業生產。“當時天津剛解放，處於軍事管制階段，市委的部門還不健全，沒有經委、計委這些，全市的經濟就是總工會全權負責。”趙石英也就脫離了軍隊，進入了政府部門。
天津當時的人口有200萬，是我國北方最大的工業城市，也是我黨接管的第一個大城市，因此，如何接管和建設好天津尤為重要。“從戰爭狀態轉入和平建設，很多幹部沒有很快的調整適應，我父親比較早地鑽研到城市經濟建設領域。”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天津市經濟建設首任負責人，趙石英每天思考的就是如何搞生產、弄物資。在他的推動下，天津的經濟基礎得到了極大的鞏固，為日後的發展也奠定了基礎。“解放後天津的領導是‘三黃’，市委書記黃克誠、第一副書記兼市長黃敬、第二副書記黃火青，他們對我父親的工作非常滿意。”1953年9月，天津市委召開全市黨員幹部大會，在會上黃敬作了《關於三年來工作總結與今後工作任務的報告》，並號召全市黨員幹部向趙石英同志學習，迅速轉變工作狀態，從革命戰爭轉型到和平建設中來。
趙石英在天津領導了社會主義改造和“一五計畫”的執行，一直工作到1956年。由於工作出色，組織決定調他進京。
時任科委主任聶榮臻元帥，聽說趙石英要調來，非常高興。因為他在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的時候就認識這個能幹的部下，對他十分瞭解。
在科委九局局長任上，趙石英參與制定新中國第一個科學發展規劃《十二年科技遠景規劃》；支援了許多科學家在大學科研機構的科研專案，袁隆平正是其中之一。他的一封公函成為了袁隆平在“文革”大潮中的保護傘，但是他自己卻住到了牛棚。在組織的各項調查後，趙石英沒有任何問題，1972年他就得到瞭解放，回到了工作崗位。但是那時的國家科委已經併入到中國科學院，組織就安排趙石英到科學院情報所擔任第三把手的閒職。
推動電子工業飛速發展
對於一個工作至上的人來講，清閒的崗位是最難以忍受的。“在一次家庭聚會上，我父親就向他的五嬸夏之栩訴說自己的苦惱。”夏之栩明白，他的這個侄子工作能力是相當強的，就這麼無事可做，對黨和國家都是巨大的損失，於是寫信給聶榮臻元帥推薦趙石英。聶帥惜才，就連同當時同在中國科學院賦閑的甘子玉一同推薦給開國中將、時任國家計委主任余秋裡。“秋裡同志，這兩個同志我瞭解，計委能否安排工作？請考慮。”
然而，雖然有了聶帥的推薦信，但是趙石英的工作調動並非十分順利。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同是開國中將的蘇靜，對於這個調動有了異議。蘇靜對待工作是極為嚴苛的。要調來的人員他不瞭解，就一直沒有同意。
“一天，我父親接到計委辦公廳的電話，說蘇靜同志今晚宴請日本客人，請你一同參加。”接到電話的趙石英愣了一下，他想自己還沒到計委工作，怎麼會請他參加呢。轉念一想，他明白了，這是蘇靜將軍要見一見，考察一下他。
當晚，趙石英準時到達宴會地點，一進門，他向蘇靜介紹了自己。蘇靜仔細地看了看他，突然高聲說道：“原來是你啊！解放後你去哪了啊？”其實早在冀東革命時期，和後來解放天津，蘇靜就和趙石英相識，而且還經常一起打獵，一起討論戰爭形勢，對於趙石英當時在土改工作中展現的能力，他是非常瞭解的。工作人員在向蘇靜彙報時，只說調趙石英，而蘇靜記得趙令瑗，不記得趙石英了。在飯桌上，他對趙石英說，“今天晚上就交接工作，明天就來上班。”
1973年，計委牽頭成立“電影工業領導小組”，下設“國家計委電影、照相、電視工業辦公室”，這個機構被簡稱為“三機辦”或“電辦”，趙石英被任命為三機辦主任。
剛上任不久，趙石英就遭遇了“蝸牛事件”。計委批準了第四機械工業部關於引進彩電顯像管生產線的申請。四機部就派人到美國康寧公司考察，考察結束後，美方贈送給四機部12只玻璃蝸牛紀念品，因為康寧公司的標識正是蝸牛。回國後，由於正處於“批林批孔”運動中，四機部的造反派寫信給江青，說美方贈送蝸牛，寓意污蔑我們的發展緩慢。江青借此機會要整倒四機部，便將此事上升為政治事件，迅疾召集相關部門召開擴大會議。主管此事的副總理李先念、計委主任余秋裡都參加了會議，並受到批評。耿直的趙石英沒有袖手旁觀，他說這個專案就是我們計委批的，如果有責任我們計委也要承擔。會後，四機部副部長劉寅眼含淚光握著趙石英的手說：“要不是你替我們擔這一肩，我們就全軍覆沒了。”最後這件事在周恩來總理的調解下平息了。在趙石英的掌舵下，多條先進生產線的引進，使得我國20世紀70年代電子製造工業取得了質的飛躍。
中國專利事業的奠基人
到了1978年改革開放，國家機構設置要隨著時代變化進行調整，計委下設的“三機辦”也因此要被裁撤。恰在此時，於1977年再度成立的國家科委來向計委要人了。在一次科委會議上，熊慶來、華羅庚等一批科學家發言說，“文革”前科委九局的趙石英非常瞭解科學界的工作，他對於我們的科學研究支援很大，希望能把他調回科委工作。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科委主任的方毅就找到計委主任、同為國務院副總理的余秋裡來要人。餘秋裡就是不同意，而且越說越急，“我們安排的工作不一定就比你們那個不重要。”
計委的確是給趙石英安排了新的工作，計畫提升他為計委副主任，主抓教育文化，是副部級職務。求才若渴的方毅沒有辦法，就和時任科委副主任的武衡商量。武衡在“文革”時期，正是和趙石英在幹校的室友，便打電話給他，給了趙石英兩個選擇，一個是到科學院當副院長、副秘書長，還一個就是組建中國專利局。前者是閒職，後者卻具有挑戰性，可見武衡的確是瞭解趙石英的。面對中國專利局這個全新的事業，他動心了。
由此，花甲之年的趙石英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專利局局長由武衡兼任，但一切專利局組建事務都由副局長趙石英全權負責。剛開始，國家劃撥的經費非常有限，中國專利局就在北京西郊八裡莊辦公，條件非常艱苦。趙石英就找到財政部相關負責領導談，“我父親就希望如果國家不能批給更多的經費，那麼以後專利局收取的專利費就留給專利局自己發展使用。”改革開放初期，沒有人對專利這一新生事物有更多的瞭解，也沒想過專利費能收取多少錢，也就答應了。
緊接著，趙石英就瞄準了西方發達國家，進行考察，他選擇了當時的西德，並在那裡調研了三個月。西德的專利商標局局長召集了他們那裡的專家，幫助趙石英一行人，講解專利法案的起草以及專利工作制度的制定等一系列的問題，還確定了長期為中國培養專利人才的機制。更為及時的是，西德專利局有一筆經費，是政府劃撥的專門為幫助發展中國家建設專利事業的經費。在趙石英的努力下，這筆錢也就援助給了中國。
有了這樣一筆資金，回國後的趙石英申請批地立項，在西土城建築了業務大樓，也就是今天國家智慧財產權局的大樓。1984年3月1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專利法》，於1985年4月1日正式實施。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美國、日本、歐洲等大企業進駐中國，我國專利申請量逐年增長，成為了世界專利大國之一，趙石英是中國專利事業真正的奠基人。
中國專利局工作開展如火如荼，但是趙石英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功成身退，選擇了離休。1993年，他因心臟病去世。“更多人對父親的瞭解是‘袁隆平的伯樂’，但其實他一生做了很多不同領域的工作，並且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他很謙虛，在世時也很少提及自己的功績。因此我想，對他最準確的評價，應該是我黨培養出的優秀實幹家。” 趙晨說道。
(來源:《《小康》下旬》 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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