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通過一種“褪去自己、不見導演”的理念拍電影，讓觀眾看不見導演的影子，看不見攝影機在哪兒，而是在故事中“忘掉了自己，找到了人物”
文｜《小康》記者 于靖園
在北京中信書店，作家劉震雲的作品《一句頂一萬句》被擺放在最醒目的位置。
11月4日，在“光棍節”到來的前一週，迎來了這個詮釋著“孤單”的《一句頂一萬句》同名電影上映。
在前期宣傳的過程中，作者劉震雲給電影取了一個賣座的標語，認為這是“一頂綠帽子下的史詩”，導演劉雨霖則認為這是“一部內心的戰爭大戲”。
試出了一個奧斯卡獎盃
《一句頂一萬句》是劉震雲的扛鼎之作，曾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並被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等20多種文字，具有廣泛的國際影響。小說的前半部寫的是過去：孤獨無助的吳摩西失去唯一能夠“說得上話”的養女，為了尋找，走出延津；小說的後半部寫的是現在：吳摩西養女的兒子牛愛國，同樣為了擺脫孤獨尋找“說得上話”的朋友，走向延津。
同名電影的故事截取了小說的後半段，聚焦小鎮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講述牛愛國跟蹤並掌握妻子出軌的證據後，深陷一場內心之爭。
細心的人不難發現《一句頂一萬句》電影海報上印的導演劉雨霖，正是劉震雲的女兒。
在媒體超前點映會上，一身乾淨俐落的黑色連衣裙，加上紅耳墜與紅指甲，今年29歲的導演劉雨霖，身材和氣質頗有些神似舞蹈家楊麗萍。楊麗萍以曼妙舞姿征服觀眾，而劉雨霖用電影表達她對藝術的追求。
出生于1987年的劉雨霖擁有著顯著的80後特點，在別的導演都在為票房大力宣傳時，她最在意的卻是豆瓣上的影評，她表示，很想與豆瓣上為電影寫差評的人見面，好好交流。
不同于作家父親的相貌平平，劉雨霖容貌姣好，身材高挑，這位漂亮的姑娘從小到大基本上只有兩個愛好，一個是做飯，一個是拍電影。
她喜歡電影，但是從來沒有想過要將電影當成一生的職業，她本來想做名人訪談類主持人，後來時間久了，通過慢慢的積累，劉雨霖又希望用電影鏡頭語言來呈現那些被忽略的普通老百姓及其背後“波濤洶湧”的故事。
於是，她索性就試了試，想著不喜歡了可以再改個職業。
沒想到，這一試，就一發不可收拾。
在從中國傳媒大學播音系畢業後，2010年，劉雨霖獲得紐約大學校友、華裔導演李安的推薦，進入紐約大學攻讀導演專業，研究生二年級時，她休學一年擔任馮小剛導演的電影《一九四二》的場記工作。2014年，她編劇並執導的個人首部電影短片《門神》入圍了30多個國際電影節，並獲得了包括第41屆奧斯卡（學生單元）最佳敘事片在內的八項國際獎項。
拍電影用的是“笨功夫”
不工作時的劉雨霖，喜歡下廚，到全世界旅行，還有讀書和運動——游泳和瑜伽。她說自己的朋友圈也十分接地氣，一個賣雞蛋灌餅的小販或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婦，都可以成為她的老師與朋友。
這位喜歡看電影的“文二代”，稱自己“不是明星”，相對於“幸運”這個天生的光環，她更願意提起的是“笨功夫”這個關鍵字。
“笨功夫”，是劉雨霖談到拍攝時最常說的一句話。她本科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學的是播音主持，“半路出家”拍電影，讓她比別人更知道努力的重要。
在《一九四二》劇組做場記的一年，讓劉雨霖第一次見識到拍電影的真實過程，為她後來獨立執導影片打下了重要的基礎。“11臺膠片機同時運轉，成千上萬的群眾演員，各個部門有條不紊地合作，馮導在顧全大局的同時注意各個細節……這些都讓我看到了什麼是大製作。”劉雨霖說道。
而且，這位85後坦言，從父親手上拿過《一句頂一萬句》的拍攝權，其實並不容易。畢竟，此前也有許多導演找過他，都想拍《一句頂一萬句》，但他都沒給。
2014年初，身在紐約的劉雨霖給父親打了個電話，說自己想拍《一句頂一萬句》。“我其實就講清楚了三點，一是為什麼要拍，二是怎麼拍，三是我來拍跟別人會有哪些不同。”全書共有100多個人物，情節縱橫交織，錯綜複雜。劉雨霖覺得必須捨棄大部分內容，因此她只選取了其中的牛愛香、牛愛國兩個人物，想專心把這姐弟倆的故事講好。她還想通過一種“褪去自己、不見導演”的理念拍電影，讓觀眾看不見導演的影子，看不見攝影機在哪兒，而是在故事中“忘掉了自己，找到了人物”。
半個小時之後，劉震雲同意了，並且出任這部影片的編劇。得到父親的許可，劉雨霖並不認為自己是靠父女情面。“我琢磨了半年才跟他溝通，如果他只是因為我是他女兒就把拍攝權給我，那樣太不負責任了，而且是在難為我。”
毫無疑問，由自己的女兒來完成關於自己家鄉的一部作品，這本身，就非常具有意義。作為劉震雲的讀者，恐怕不難發現，這位元河南人的作品有一半是跟其故鄉有直接聯繫的。在他看來，這種聯繫一方面是天然的，自然而然地在作品中出現，比如地名、人名，更重要的則是故鄉給他世界觀、方法論的培育和滋養。“作為一介書生，我唯一能做到回報家鄉的就是通過作品讓更多人瞭解河南、瞭解新鄉、瞭解延津，這是我對故鄉的一種眷戀。”
但是，對電影抱有期待的人不禁擔心，作為成長在北京的80後，劉雨霖是否能體會到父親對家鄉的那種眷戀呢？
血脈的貫通，或者始終有一股尋根的力量。
雖然在北京出生、成長，後來到國外讀書，但劉雨霖每年都會回延津老家。耳濡目染，劉雨霖對河南的風土人情有一種情不自禁的熱愛和嚮往，鄉土情結融入她的血液，成為她創作的動力和源泉。她說，電影拍攝期間，她時時刻刻感受到來自家鄉人的溫暖和情誼，她說，我不僅要拍出家鄉最美的景色，還要拍出最美的普通人，拍出他們的渴望和他們內心深處、無處訴說的情感，把他們的故事講給更多人聽。
回憶起小時候，劉雨霖總會記得父親帶著她蹲在路旁，邊啃西瓜，邊觀察來來往往的人。還記得她跟著作為公益律師的母親郭建美説明老少邊窮地區的婦女維護法律權益。“我見過生活在最底層的人是什麼樣的。他們會為兩塊錢的鹽發愁，但對一個新寶寶出生的喜悅，跟紐約洛克菲勒家族有一個新寶寶誕生的心情是一樣的。”劉雨霖之所以想拍電影，便是想把這些生活中被忽略的普通人的喜怒哀愁表達出來。而這樣的普通人視角，也與劉震雲作品中慣有的平民立場相一致。
“我對《一句頂一萬句》原著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在劉震雲《一句頂一萬句》小說的序言裡，有這麼一段話：“人與人之間雖說來往不多，但並不孤獨；與人對話的中國文化與浮生百姓，卻因為極端注重現實和儒家傳統，由於其社群、地位和利益的不同，由於其人心難測和誠信缺失，能說貼心話、溫暖靈魂的朋友並不多，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獨當中。”劉雨霖與小說中傳遞的這種情感產生了共鳴： “《回延津記》更多講述的是關於尋根，尋找一個說得上話的人。”
當劉震雲還在為這部小說做前期準備時，劉雨霖便跟隨他在全國4個省市採風。小說出版後，她又反復讀了很多遍，產生了把小說搬上大銀幕的念頭。
談到父親對自己的影響，劉雨霖說，父親教會她如何用雙眼和雙耳去觀察和傾聽生活，傾聽那些被人們忽略的人間情感和故事。“更重要的是，他支援我的一切決定，支援我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從來沒有用自己的意志改變我，我很感激他。也是受父親的影響，我發現我可以用電影這種方式來講述我心中的故事。”
父親照亮了她前方的路
《一句頂一萬句》拍攝地就在故事的發生地河南延津，除了牛愛香的火燒攤兒是搭的景，其他全部為實景拍攝。五六線小縣城裡，塑膠彩條布搭的夜市排檔、小學門口接孩子的電動車、火車站前的餛飩攤兒……影片選擇在延津縣、輝縣寶泉景區、新鄉市區等三個地點拍攝，群眾演員全部來自當地。影片從2015年10月29日開機，到2016年元旦前後殺青，歷時兩個月。
在《一句頂一萬句》中，劉震雲的主要工作是創作一個有力量的故事，劉雨霖和全體工作人員則努力朝這個方向前進。“劉老師的工作從開拍那一刻起就已經停止了。”劉雨霖回憶，劉震雲偶爾來劇組探班，也就坐在監視器旁邊聽聽歌，烤烤“小太陽”，晚上張羅喝喝酒。在拍攝中，二人並未就劇本發生重大分歧，主要就一些細節進行討論。
電影殺青後，父女倆都很低調，劉雨霖閉門謝客開始後期製作，劉震雲則遠赴國外，對此事緘口不談。
直到宣傳期，父女二人才展示了那種微妙的默契，一起出席各種宣傳活動，女兒一直保持謙遜的姿態，而父親開始大力為女兒吆喝。
在媒體和觀眾面前的劉震雲，幽默健談，然而在私下的父女相處中，劉雨霖仍然覺得父親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而且討厭別人說廢話，“一件事如果三句話說不清楚就不要說了”。因為拍電影的緣故，二人的交流變多了，但在劉雨霖心中，父親“只有在說起劇本和人物的時候才滔滔不絕，他內心洪流的表達都獻給了作品”。
“我都不記得上一次叫他爸是什麼時候了。”劉雨霖笑言，如今，無論公共場合還是在家裡，她稱呼劉震雲為“劉老師”，而劉震雲直接叫她“導演”，“有一次我脫口而出叫了一聲爸，他都沒反應過來。”
經過這次拍攝，父女的關係並沒有發生什麼變化，但在藝術追求上達成了一致。“我們都是用敏感和柔軟的心去觀察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細節，無非他用文學，我用電影。”對劉雨霖來說，“劉震雲女兒”的身份從不是一種壓力，她既不否認，也不排斥，“這是我一輩子的榮耀，他照亮了我前方的路。”
在劉雨霖非常在意的“豆瓣影評”裡，對電影給肯定態度評價的非常多，其中點贊最高的一條評論說出了大部分觀影者的感受：“雖有幾分青澀，《一句頂一萬句》仍然具備某種叩問人心的力量。它總會讓人忍不住想像片中語焉不詳的牛愛國和牛愛香們多年來失語的內理和緣由，更讓人不時回憶起在生活的沖刷下，我們是如何一點點地與他人漸行漸遠，如何從最初的一個人，變成最終依然只有自己一個人。這是微妙的中國式孤獨，微妙到難以對另一個人言說。”
“我對影片的票房期待不高，定個小目標，二十億就好。”在宣傳活動面前，劉震雲總是笑著說出這句時下非常流行的“小目標宣言”，台下的觀眾每次也都被他這句話逗樂，但是他們也知道，無論這個目標實現與否，劉震雲都會為這位元特殊的導演，感到自豪無比。
(來源:《《小康》下旬》 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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