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人才體系的一部分，科技特派員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他們活躍在農村基層一線，帶動6000多萬農民開展創新創業，在這背後，有著怎樣的與市場接軌的經驗呢？
文｜《小康》記者 洪治 北京報導
對奧地利農機專家施泰格而言，來到中國是一個新奇的體驗。去年11月秋收過後，在北京通州國際種業公司（以下簡稱為“通州種業園”）的田間，他戴著手套，身著灰綠衛衣制服和牛仔褲，在一台綠色新型社區播種機前不斷擺弄，原來，他正在教農機服務隊的成員如何使用這臺新裝備。周圍學員都聚精會神地看著，不久後他們將作為這臺機器的操作員在田間地頭作業。“社區播種機由一整套設備組成，我們有一個團隊負責指導和維護。”施泰格說，“作為團隊一員，我很榮幸到中國為大家提供服務。”
引入先進的農機設備是農業現代化行程中的重要一環，奧地利的社區播種機又是如何與中國結緣的呢？
70余萬名科技特派員“帶著農民賺”
種子是農業發展的基礎，也體現了一個國家農業科技水準，我國雖是種業大國，但良種繁育與國外仍有較大差距。為了縮小這一差距，2011年7月，科技部與北京市共同建立了通州種業園，作為“國家現代農業科技城，一城兩區百園”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通州種業園確定的發展模式為：將種業企業聚集，並讓科研院所促進企業發展。
要想讓企業聚集絕非劃出一塊地那麼簡單，更不要說嫁接科研院所的服務了，“重要的是要有一套配套服務體系和措施，以便更好地服務園區中的企業。”通州種業園總經理王銘堂說。
經過5年發展，如今，已有250餘家國內外科研院所和企業進入園區。對於這些入駐的企業單位而言，有很多田間作業的農機需求是共通的，自家配備費用高，向外租用又不規範，何不自己組建一個呢？種業園農機隊應運而生，但很快又遇到了新問題：相較於大田生產，園區更側重種業研發，往往是模組化播種、管理、觀察和記錄，其對播種的精度有著非常高的要求，這就需要社區播種機技術，而國內的設備還達不到要求，怎麼辦？
其實，我國從1978年起便引入了奧地利的社區播種機技術，而奧地利正是全球最早實現社區條播機械化作業的國家之一。通州種業園很快想到了奧地利朋友，“施泰格所在的團隊是我們公司特聘的。”王銘堂笑著說，“他們也算我們的科技特派員。”
科技特派員，外國人也能當嗎？自1999年3月，福建省南平市出現首批科技特派員以來，科技特派員制度經寧夏等西北五省區試點而後在全國推廣。無論是南平模式，還是寧夏模式，科技特派員制度始終遵守雙向選擇、利益共用的原則，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這一原本由行政力量推動的改革，其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施泰格來到了通州種業園。教完理論課後，他就讓隊員坐到播種機上實地操作，他則站在一旁的泥地中，聚精會神地看著隊員操作，全然不顧牛仔褲上的泥土。“我們會在農閒時邀請他們來進行指導，每年兩次，雖然來的專家不同，但都非常敬業負責。”王銘堂介紹道。在通州種業園，還有很多科技特派員，他們不僅向農民推廣先進農業技術，也與其他科研人員合作研發，優秀的代表還會給遠道而來的參觀人員講解技術要點。
目前，在我國，像施泰格這樣的科技特派員還有很多。今年5月20日上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員制度等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科技部副部長徐南平介紹說，目前70余萬名科技特派員活躍在農村基層一線，帶動6000多萬農民開展創新創業，“做給農民看，領著農民幹，帶著農民賺”，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為了進一步規範和推進科技特派員制度，國務院辦公廳專門出臺了《關於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員制度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為“意見”），對其主要目標、重點任務、政策措施、組織實施等方面做了詳細的規定。徐南平強調，該“意見”的出臺，是首次在國家層面對科技特派員工作進行頂層設計和謀篇佈局。
“‘意見’抓住了科技特派員制度的核心，將進一步促進農業產業結構的優化，加快一二三產業的融合。”有著多年相關研究經驗的中國農科院研究員張雨分析道，“這也有助於打通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最後一公里，讓人、科技成果和資金融合在一起。”
農業農村領域也需要“眾創空間”
作為國家級農業科技園區，農機隊僅是通州種業園高端科技物業服務體系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它們的服務領域還包括低成本辦公空間、互聯網物聯網接入、試驗用地、安全保衛等等；它們還致力於構建高水準共性技術和高效率農業技術成果轉移服務體系；同時，對於創新創業，園區還提供一站式服務和各種創業指導服務。
正是以這樣一套服務體系為核心構建的“農科匯星創天地”（以下簡稱為“農科匯”），在今年9月份成功入選了由北京市科委遴選的首批“星創天地”名單，而這正是“意見”中強調要打造的農業農村領域的眾創空間。“星創天地是科技特派員的創業舞臺。”徐南平強調，“要為他們營造專業化、社會化、便捷化的農村科技創業環境。”那麼，通州種業園的農科匯星創天地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呢？
“農科匯”依通州種業園的發展模式而設計，既然要彙聚儘量多的優秀企業和科研單位，人才少不了。“農科匯”非常注重人才平臺的建設，不僅成立了北京博士後（青年英才）創新實踐基地，還打造了四家博士後工作站、院士專家服務中心以及兩個院士專家工作站。
有了制度和人才，農科匯自然成為了香餑餑。“目前‘農科匯’已經彙集國內外知名企業和科研單位60餘家。”王銘堂自豪地說道。北京神州綠鵬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為神州綠鵬公司）就是入孵的企業之一。以航太工程育種為技術核心的神州綠鵬公司佔地400畝，藉助園區的基礎設施和服務體系，建設了研發中心、組培工廠和育苗、種植栽培試驗大棚等設施，重點培育了航椒系列、航茄系列、航豇等優質航太品種。
實際上，神州綠鵬公司憑藉其在航太育種方面的優勢也入選了北京市科委首批星創天地名單，而他們的主攻領域是“航太新農”。“航太新農由我公司專業人員組成技術推廣隊和技術服務資源隊，重點開展新品種推廣、技術支援、培訓等工作。”公司相關負責人介紹道，“此外，我們還會通過提供多種硬體設施和專業技術服務等方式大力扶持優秀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農業大戶、創業者等新型農業經營組織。”
除了神州綠鵬公司，“農科匯”還引入了建立“互聯網+農業+高科技”模式的北京天辰雲農場有限公司、擁有全系腐植酸功能性肥料的上市公司北京澳佳生態農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優秀企業。“以‘農科匯’為平臺，園區內農民可以通過土地流轉將土地轉租給企業，同時還可繼續受雇于企業，增加勞動收入，僅這一項就帶動了3000多人就業。”王銘堂說，“此外，企業和科研單位的研究成果不僅為農業轉型升級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撐和智力支撐，也對美麗鄉村和新型城鎮化建設起到了支撐服務作用。”未來，“農科匯”將以打造京津冀農業農村“雙創”重要承接平臺為目標，進一步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和科技特派員一樣，目前，星創天地也已在全國各地開花結果。在陝西，柞水縣星創天地的一個普通花卉公司，通過指導農民種花帶動了170個貧困戶脫貧致富；葭縣的武子生通過修建棗樹技術大幅增加了當地的棗樹產量，幫助很多以棗樹為主要收入來源的貧困農戶脫貧致富。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10月12日，科技部公佈了第一批638家星創天地備案名單，涵蓋了除西藏和廣西的所有省級行政單位，其中諸如江蘇省、山東省、四川省等農業大省的星創天地數量更是達到了60多個。徐南平稱，星創天地是“意見”的重點之一，“我們希望在全國2000多個縣（市、區），甚至一些發達的鄉鎮建設更多的星創天地。”
“1986年，我國開始實施‘星火計畫’，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通過科技成果在農村的轉移轉化帶動農民增收致富。”張雨分析道，“星創天地作為‘雙創’時代背景下對星火計畫的傳承和發揚，它是新型農業社會化科技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完善的服務和支撐體系，將進一步促進農村領域的創新創業。”
科技特派員制度如何與市場接軌？
隨著第一批星創天地備案名單的公佈，科技特派員制度在全國的深入推進到了一個新階段。如何讓制度真正落地？
“人是最具活力的因素。”在張雨看來，首先要讓科技特派員的保障和激勵機制落到實處。科技特派員制度的目的是排除各種困難讓科研成果落到農村，然而，如果在幫助農民發家致富的同時，科技特派員本身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那可持續性就會大打折扣。“科技特派員關注的不僅僅是經濟利益，作為一名科研工作者，除了待遇，歸屬感更為重要，這就牽涉到職稱、崗位、影響力等各種因素。”張雨分析道。
對此，“意見”中對科技特派員的選派政策有了明確的規定，對開展公益服務和科技創業的科技特派員，保障其5年的待遇、職稱評定、崗位晉升等權益。此外，“意見”中對諸如技術入股、財政資金、金融融資、吸引社會資本等支援機制做了規定。“這些保障機制落到實處，科技特派員就沒有後顧之憂了，而且也能吸引年輕人加入。”張雨介紹道，“再加上一定的激勵機制，幹勁就來了。”
“科技特派員制度的核心是政府驅動，市場調節。”張雨強調，“制度的落地還要尊重市場規律。”比如核桃種植，隨著市場需求的增強，基於雙向選擇的原則，科技特派員通過技術指導幫助農戶增產，農戶因此增收致富，就形成了很好的互動。“這背後就是市場調節在起作用，星創天地開展的創新創業更要遵循市場規律。”
與市場接軌就意味著擁抱風險，對於創新創業尤其如此，這恰恰印證了“無限風光在險峰”這句話。徐南平強調，“如果不願意承擔風險，就永遠只能跟在別人後面，我們必須要有風險意識，而且必須要做。創業很有可能失敗，但沒有關係，尤其是年輕人，我一直鼓勵他們，失敗本身就是很重要的財富。”
“制度不是孤零零的。”張雨進一步分析道，“科技特派員制度尤其如此，需要有一整套相關的制度體系，這就涉及到財政、農業、教育、國土資源、司法、國際合作等各部門的協調推動。”多方參與、共同推進不僅能規避科技特派員面臨的諸多風險，也能保障政策鏈的傳遞。“政策鏈對科技特派員的全國推廣非常重要，從中央到地方，再到縣鄉，如果中間某一個環節脫節，政策落地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張雨強調。
此外，科技特派員改變了科研院所與農民的生產關係，從而解放了農民的生產力，因此，對於科技特派員的主體界定也非常關鍵。為此，張雨建議設計科技特派員的統一標識，構建科技特派員的準入門檻標準，並針對不同的服務物件進行分類管理，“科技特派員也是我國人才體系的一部分，未來可以再進一步制訂其人才計畫，以幫助其更好的發展。”
(來源:《《小康》下旬》 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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