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紀錄片，只有短短的27分鐘。它包含的資訊量是如此巨大，讓觀看者只覺得太過短暫。紐西蘭駐華大使麥康年介紹說，這部影片於1958年在紐西蘭國內上映，很多的紐西蘭民眾當時在電影院觀看了這部影片。50年代的紐西蘭民眾對於中國是不瞭解的，而這部紀錄片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或多或少改變了紐西蘭人對於中國慣有的印象
文｜《小康》記者 劉源隆 於靖園
就在今年5月，紐西蘭駐中國大使館舉行了一部關於中國電影紀錄片的媒體放映會，這部紀錄片的名字叫做《走進紅色中國》，它是由紐西蘭電影製片人魯道爾·海沃德和他的妻子拉麥·海沃德當年應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邀請，帶領一個自由攝製組深入當時讓西方國家充滿神秘感的中國，選取廣州、上海、北京、武漢四座城市，用影像真實記錄下當時中國人的生存狀態、精神面貌和建設國家的熱情。
在場的所有中國媒體記者都是第一次看到這部影片，每一位元記者在觀看時，無不睜大了眼睛，從電影的第一幅畫面至最後一幅，每一個鏡頭無不讓人感到震撼。畢竟，這樣真實反映50年代建國初期的影像資料，就連當今中國人自己都是很難看到的。
“中國是一個沉睡的巨人，讓她睡吧！”《走進紅色中國》援引了拿破崙的話，將其放在影片的開端。緊隨其後，影片的主創人員又說出了自己的判斷：“但是，如今這個巨人已經覺醒，並意識到了自己的力量。”
1957年，當時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工業發展的先行程度是讓這些西方人所震驚的，雖然重工業發展已有相當規模，但輕工業的落後，同樣讓他們感到震驚，先進與原始的生活物質條件，交相呼應，就這樣並存在當時的中國大地上。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走進紅色中國》拍攝的時間是在1957年，這在新中國的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1953年我國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畫，“一五”計畫由周恩來、陳雲同志主持制定，1955年7月經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審議通過。至1957年，“一五”計畫超額完成了規定的任務，實現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並為我國的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
影片攝製組對此自然沒有忽略，他們拍攝了上海的一家忙碌的工廠。“中國計畫在15年內成為工業大國，這需要大量的技術人員，這家上海工廠擁有4000名員工，製造兩種尺寸的蒸汽發動機。產出雖然不大，但這樣規模的重工企業在中國南方正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工程師們對複雜的工序越來越瞭解，掌握越來越熟練。”
武漢作為當時擴建的工業城市，其工業水準也在全國領先。“武漢新建的一家鋼鐵廠已經具備了原材料生產能力，電機房已經建成，隨時可以開工。廠區中的一號廠房正忙於解決各種困難，這裡面的機床都是中國製造的，機身上都有中國品牌的商標。為了節省外匯，所有能在這廠裡生產的都在這裡製造，成本與工人自然不在話下。除了機床，他們還製造印表機、紡織機、醫療設備、卡車、自行車、幻燈機和照相機。但是工業發展太迅速，現在必須開始向發達國家尋找先進的機床來滿足更長遠的發展。”看到畫面中工廠內一派熱火朝天的勞動景象，影片解說說道，“中國崛起的工業力量不容忽視。”
這的確不容忽視。
我國過去沒有的一些工業，包括飛機、汽車、發電設備、重型機器、新式機床、精密儀錶、電解鋁、無縫鋼管、合金鋼、塑膠、無線電等，都從無到有地建設起來了，從而改變了我國工業殘缺不全的狀況，增加了基礎工業實力。1957年工農業總產值達到1241億元，比1952年增長67．8％；1957年工業總產值超過原計畫21％，比1952年增長128．5％；1957年手工業總產值比1952年增長83％，平均每年增長12．8％；1957年的鋼產量為535萬噸，比1952年增長近3倍，原煤為1．31億噸，比1952年增長98%；發電量為193億度，比1952年增長164．4％。機床產量達2．8萬臺，比1949年增長17．7倍；棉布為50．6億尺；糖86萬噸；糧食產量達到3901億斤，棉花產量達到3280萬擔，都超額完成計畫。
在基本建設上，“一五”計畫內全國完成投資總額為550億元，超過原來計畫427．4億元的15．3％；新增加固定資產460億元，相當於1952年底全國固定資產原值的1．9倍；五年內施工的工礦建設專案達一萬多個，其中大中型專案有921個，比計畫規定的專案增加227個，到1957年底，建成全部投入生產的有428個，部分投入生產的有109個；蘇聯幫助我國建設的156個建設專案，到1957年底，有135個已施工建設，有68個已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入生產。
攝製組也拍攝到了1957年竣工的武漢長江大橋專案建設，“這座大橋的長度是澳大利亞雪梨大橋的兩倍，在沒有任何水下作業設施和經驗的情況下提前一年完工。”而最後的掃尾清理工作都是武漢當地的志願者來完成的，在志願者當中，攝影機還捕捉到了兩個人，正是時任武漢市第一書記的宋侃夫、武漢市市長劉惠農。“一座有350萬人口城市的黨政領導，竟然加入到工程志願者的行列中，這足以令人驚訝與敬佩。”
敢教日月換新天
1957年的上海，仍舊是全世界第四大城市，他的經濟水準領先全國。“著名的上海賽馬場如今改成了公園，這個曾經坐滿了時髦歐洲人的賽馬場觀眾席，如今變成了籃球場看臺。”紀錄片中提到的賽馬場其實就是如今的人民廣場，而賽馬場的附屬建築跑馬廳，如今已成為上海美術館的場所用地。
“上海是中國重要的貿易港口，這裡色彩斑斕，充滿探險，江上的貨船與世界70多個國家有貿易往來。有些航線需要經過台灣島，那裡仍然是戰區。”在改革開放以前，尤其是50—70年代，中國的對外貿易一直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主義國家的嚴重封鎖，在發展道路上，我們選擇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為主，爭取外援為輔。毛主席更是霸氣回應西方的經濟封鎖：“你封鎖吧，封鎖個十年八年，我們什麼都有了。”
紐西蘭駐中國大使麥康年向記者講述：“《走進紅色中國》的製片人魯道爾·海沃德當時一共拍攝了三部影片，《中國的子民》、《中國的夢想》，以及這部《走進紅色中國》。他當時非常希望《走進紅色中國》可以在全世界範圍發行，但是美國人認為這是政治宣傳，而明令禁止。”魯道爾認為這是相當可笑的，因為他自己完全不懂政治，他曾說道：“我對卡爾·馬克思一點都不瞭解，我唯一知道的馬克思，就是美國喜劇演員馬克斯兄弟。”
儘管國際形勢如此嚴峻，但當時的中國在對外貿易方面並沒有因此而停步，中國並非人們所想像的閉關鎖國。
資料顯示，中國在1957年當年的進出口貿易總額為104.5億元，其中出口54.5億元，進口為50億元。
而影片中對於國外海員在上海的生活也進行了詳盡的介紹，“上海看起來還是一樣，但是對於那些歐洲水手來說，上岸不再是一個挑戰，和星期天學校的野餐一樣安全。歐洲公司高聳如紀念碑般的大廈背後，夜總會消失了，紅色霓虹燈熄滅了，這東方的‘邪惡美人’從良了。著名的外灘上出奇的安靜，曾經如洪的車流變成了涓涓細流。但是歐洲水手還是有地方可去的，‘中國通’們肯定還記得上海曾經最高檔的俱樂部和長廊酒吧。1949年，俱樂部解散了，長廊酒吧也隨之倒閉，兩年以後，大樓成為各國海員的俱樂部，最後在水手們的強烈要求下，酒吧又重新開張了。”從影片中不難看到，除了喝酒消遣，海員俱樂部中還有各式玉器、瓷器等具有中國特色的工藝品銷售。“人們在這裡用各種語言講述自己在海面上經歷的故事，來自蘇格蘭鄧巴頓郡的船長形容這裡是世界上最好的海員俱樂部，因為你可以用一個先令買一杯雙份威士卡，有為荷蘭人準備的金酒，為義大利人準備的葡萄酒，還有為澳大利亞和英國人準備的啤酒，孤單的紐西蘭人可以為女士買一杯加糖加奶的紅茶，這在中國可是非常稀罕的。這裡就是水手們的天堂。”
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為突破國際經濟封鎖，開闢了一條對外交往的通道。1957年春季，在周恩來總理等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關懷下，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即廣交會在廣州創辦，這也為中國的對外貿易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六億神州盡舜堯
攝製組在廣州的拍攝，聚焦在了珠江。在珠江邊上一座座半殖民地時期留下的大樓富麗堂皇，當時已被用作酒店和百貨公司。而珠江的漁民卻仍然生活在簡陋的漁船上。“數百年來，珠江人民被強盜壓榨、被疾病困擾、被社會遺棄，如此低的生活水準在當時的西方看來顯然是不充裕的。”電影解說直言不諱，“但是對於這些生活簡樸的人們來說，已經算是很大進步了，一些人家在船上還養有雞鴨等家禽；孩子們可以到江邊新建成的小學校去上學；因為有了自來水站，江上的居民還告別了喝了幾個世紀的污水。而且，新設立的醫院、診所大大提高了人們的健康水準。”
的確，在當時中國落後的經濟發展水準下，疾病對人民的生命健康的威脅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此，黨中央對於貧困地區人民健康的工作開展可謂不遺餘力。1957年還有一件重大事情，那就是江西余江縣戰勝了血吸蟲病。
江西是我國最嚴重的血吸蟲病流行省份之一。據20世紀50年代的調查統計，江西有35個縣（市、區）、372個鄉（鎮、場）為血吸蟲病疫區，疫區人口600萬餘人，患血吸蟲病者57萬餘人，感染血吸蟲病的牲畜達10萬餘頭。其中，余江縣的疫情最為嚴重。
1955年11月，毛主席向全國發出“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並決定成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江西省積極回應，于12月成立了省委防治血吸蟲病五人小組，隨後，又陸續在各疫區成立防治領導機構和專業機構。一場消滅血吸蟲病的人民戰爭，迅即在全省打響。
江西消滅血吸蟲病最先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是余江縣。該縣幹部群眾在實踐中摸索出“開新溝，填舊溝，土埋滅螺”的辦法，並在全縣推廣後獲得了極大成功。1957年7月30日至8月10日，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辦公室派人赴余江進行防治效果調查，寫出了《關於余江縣基本消滅血吸蟲病的調查報告》。1958年5月12日至22日，省委防治血吸蟲病五人小組組織37名醫學專家和血防技術人員到余江縣進行全面複查鑒定，證實余江縣已經達到中央消滅血吸蟲病的標準。5月27日，專家小組給余江縣頒發《根除血吸蟲病鑒定書》，宣告余江縣率先在中國消滅了血吸蟲病。
毛主席在得知此事後，心情十分激動，他徹夜難眠，滿懷感慨與熱忱寫下了兩首著名的七律《送瘟神》。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一個小小的血吸蟲，竟然肆虐我國多個省份地區，弄得“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中國人民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縱然缺衣少食，醫療條件差，但是“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經過多年的努力，終於“借問瘟君何所往，紙船明燭照天燒”。而血吸蟲終究只是新中國建設道路上的小小障礙，而偉大的中國人民改天換地的決心，正是我們日後擺脫貧窮困苦，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基石。
天安門上萬紅妍
北京，是《走進紅色中國》著墨最多的城市。在西什庫教堂，影片拍攝了天主教徒們做禮拜時的情景。“這些虔誠的教徒們支撐著教會的各項工作，除了不能在公共場所傳教，教會的一切活動都十分自由。”
攝製組還關注西方的文化藝術在中國的活動，他們來到了北京舞蹈學院。“芭蕾舞在中國是非常受到關注的藝術門類，北京舞蹈學院的學生都寄宿在學校。最近，來自英國倫敦蘭伯特芭蕾舞學院和蘇聯芭蕾舞團的訪問都十分鼓舞人心。”鏡頭轉向了舞臺，“一個高年級學生袁柏桐，正在表演法國芭蕾舞劇，她的舞伴是高楚佳，他曾在倫敦最負盛名的薩德勒威爾斯芭蕾舞演出中心學習過。”
窺一斑以觀全豹，可以說50年代，中國與西方在文化藝術的交流上是暢通的。而西方文化藝術在中國的普及，也因為新中國的建立，因為國家的民主與穩定，而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天安門、天壇、前門、鼓樓、動物園、十三陵、學院路，攝製組基本拍遍了所有北京著名的景點、商業街和學校。然而最讓他們難忘的是趕上了1957年的國慶日，他們不僅觀看了群眾遊行，更是登上天安門城樓見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
拉麥·海沃德在回憶中說道：“我們被告知有機會登上天安門城樓，因此我們穿上了毛利族的傳統服裝。臨出門前，魯道爾拿起了攝影機，我還對他說：‘你不可以拿！’但是他沒有聽我的。”其實他們當時是害怕這樣的場合會禁止他們進行拍攝。
顯然，他們是多慮了。
他們來到天安門，看到城樓階梯上有解放軍戰士在站崗，他們膽戰心驚地拿出攝影機，令他們感到意外的是，沒有一個人上前來阻止他們和沒收他們的設備。
來到城樓上，他們看到毛主席與周總理站在一起，拉麥走上前將一件第五任毛利王贈送的羽毛斗篷披在了毛主席的身上，毛主席向她表達了感謝。
毛利人是紐西蘭最早的居民，獨特的毛利文化是紐西蘭的國家象徵之一。作為毛利首領的特有服飾，羽毛斗篷代表身份和地位。拉麥一直記得當時的情況，她告訴毛主席：“我們是世界上最小的民族，把禮物贈送給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毛主席笑答：“最小的民族和最大的民族同樣偉大。”毛主席看看斗篷，好奇的問拉麥，這些羽毛是如何編織到上面去的。而正巧拉麥的母親和奶奶都是編織工人，因此她很瞭解毛利民族的編織工藝，她回答了主席的問題。
這件斗篷約一米見方，以黃色羽毛為底，配以黑色和灰色羽毛編織的方形圖案。麥康年大使還向記者講述了在中國追尋這件斗篷的趣事。
在聽到斗篷的故事後，他首先托人在中國找到這部紀錄片，並托人四處打聽，最終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找到了斗篷的線索。為驗明正身，麥康年邀請當時碰巧在中國訪問的一位紐西蘭毛利首領前往北京，最終證實那就是當年紐西蘭贈與毛主席的斗篷。2013年，國家博物館將這件藏品運送到紐西蘭，在紐西蘭蒂帕帕國家博物館進行了為期四個月的展示，這也是中國與紐西蘭建交40週年慶典的活動之一。
這部紀錄片，只有短短的27分鐘。它包含的資訊量是如此巨大，讓觀看者只覺得太過短暫。麥康年大使介紹說，這部影片於1958年在紐西蘭國內上映，很多的紐西蘭民眾當時在電影院觀看了這部影片。50年代的紐西蘭民眾對於中國是不瞭解的，而這部紀錄片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或多或少改變了紐西蘭人對於中國慣有的印象。
而對於中國觀眾來講，這部影片無疑是一部異常珍貴的歷史資料。通過它我們可以直觀地瞭解到1957年“一五”計畫取得的豐碩成果，可以看到中國人為建設祖國鬥志昂揚的精神風貌，也可以看到當時中國人民生活的和樂與安康。縱觀整部影片中拍攝的中國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他們的眼中充滿了希望。
(來源:《《小康》上旬》 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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