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隱姓埋名，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主持研製出中國第一艘核潛艇；93歲的中國工程院院士黃旭華，當年建功報國，至今“潛”心依舊，注視著我們國家的核潛艇事業……
文/完顏文豪
2016年12月20日，江城武漢冬日微弱的陽光，透過四樓的玻璃窗，照進長江邊上一棟老房子裡。一位出生於1924年的老人坐在窗邊的椅子上，慢慢回憶起往事。93歲的黃旭華院士，講起話來思路清晰、記憶力驚人。聽他回憶自己的人生經歷，像在觀看一部傳記電影，有著完整的情節和細節。
白手起家
2016年10月15日，中國首艘核潛艇遊弋大洋40多年後退役，進駐青島海軍博物館碼頭。不過，中國首艘核潛艇的總設計師仍在“服役”。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第719研究所（以下簡稱“719所”）黃旭華的辦公室裡，除了裝滿書的幾隻櫃子和倚靠在牆根的幾堆資料，最顯眼的物件是兩個潛艇模型：短一些“身體胖胖”的是中國第一代“夏”級彈道導彈核潛艇，稍長一些“體形苗條”的是中國第一代“漢”級攻擊型核潛艇。
為打破美蘇等國的核潛艇技術壟斷，1958年，主管科學技術工作的軍委副主席聶榮臻向中央建議，啟動研製導彈核潛艇。
中央批準後，組成了一個29人的造船技術研究室（後來改為09研究所）。黃旭華成為該研究室一名技術人員。他清晰地記得，29個人平均年齡不到30歲，除了他和另外兩三人結過婚，“其他人都是光棍”。
隨後，中央又選拔一批大學畢業生加入研究室。在那個人才嚴重匱乏的年代，一些還未畢業的上海交通大學三年級學生也被選中參加核潛艇研製任務。上世紀50年代末的中國，沒有一個人真正懂得核潛艇，也沒有任何參考資料。
1959年10月，赫魯雪夫訪華時傲慢地說：“核潛艇技術複雜，價格昂貴，你們搞不了！”毛澤東回應：核潛艇研製，我們自己試試。
此後不久，毛澤東說出了讓黃旭華那一代科研工作者心潮澎湃的話：“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黃旭華知道，自己跟核潛艇結下了不解之緣，“這一輩子非要把核潛艇搞出來不可。”
“從物質到知識，用一窮二白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現在回頭去看，當時連基本的研製條件都不具備，我們就開始幹了。”黃旭華回憶說。在沒有任何參考資料的條件下，黃旭華和同事們大海撈針一般從國外的新聞報導中搜羅有關核潛艇的隻言片語，用算盤和計算尺去計算核潛艇上的大量資料。
為了保證計算的準確，研製人員分成兩三組，分別單獨進行計算，出現不同結果重新再算，直到得出一致的資料。這讓1988年跟隨黃旭華參與核潛艇深潛試驗、現任719所型號總設計師的張錦嵐覺得“不可想像”：“核潛艇的資料，要運用各種複雜、高難度的運算公式和數位模型。”
幸運的是，有人從國外帶回兩個美國“華盛頓號”核潛艇的兒童模型玩具，玩具窗戶掀開後，裡面是密密麻麻的設備，這令黃旭華“高興極了”。他沒想到，這兩個玩具，竟然和他們憑著零零散散的資料、完全靠想像畫出來的核潛艇圖紙，基本上一樣，“核潛艇就是這樣子，沒什麼大不了的。”
家國情懷
在上世紀40年代末的“國立交通大學”校園裡，他喜歡打球、音樂、舞蹈。1945年，從桂林幾經曲折到了重慶的黃旭華，被保送到中央大學航空系，同時又以造船系第一名的成績考上“國立交通大學”。從小在海邊長大、對海洋有著深厚感情的他，選擇了當時被稱作“東方的MIT（麻省理工學院）”的“國立交通大學”。
“第一天到交大上課，我一看課本全是英文，老師在黑板上寫的也是英文，考試也要用英文作答，當時我的頭都大了。”2016年4月8日，這位上海交通大學的老校友在建校120週年紀念大會上回憶初入大學的印象時說，他只能加倍努力學習課程，大學時期養成的嚴格、嚴謹的習慣讓他在此後的科研歲月中“終身受益”。
黃旭華會吹口琴、拉二胡、打揚琴。他說自己“看五線譜不太行”，但五六歲時就熟悉簡譜，直到現在，隨手拿起一個新歌的簡譜，他都能唱出來。
童年時代，音樂對於黃旭華而言帶有一種離別的儀式感。父母都是基督教徒，他每次離家，母親都把子女組織起來唱幾首歌，最後一首歌是每次離別時的固定曲目——基督教讚美詩《再相會》。
講到《再相會》，回憶便停了下來，他仿佛回到了童年時代全家人合唱那首曲目的場景裡，唱了起來。在廣東海豐做醫生的父母，最早在教會醫院學醫，都沒有經過正規醫學的教育，“他們一生中碰到疑難病情，毫無辦法，因此寄希望於子女好好學習，將來繼承他們的遺業，治病救人。”
抗戰爆發後，沿海省份學校停辦。1938年大年初四，14歲的黃旭華在母親送別的歌聲中，跟著長兄離開汕尾老家，走了四天山路到了揭陽山溝裡一個臨時搭起來的草棚學校。那段時期，日軍的飛機聲一響，老師提起小黑板帶著學生跑進甘蔗林，繼續講課。夏天沒有甘蔗林，黃旭華跟同學們躲在一棵枝葉濃密的大樹下上課。
戰事最緊張的時候，學校宣佈解散，黃旭華不得不輾轉梅縣、韶關、坪石、桂林四處求學。顛沛流離的日子裡，每次想家的時候，他會在心裡默默唱起那首熟悉又溫暖的《再相會》。
進入桂林中學後，他仍然沒有找到“可以安心讀書的地方”。日軍飛機一輪轟炸後滿城大火，一片廢墟。一直流浪求學、不停躲避敵機轟炸的遭遇，讓中學時的黃旭華開始思考這個支離破碎的國家：“為什麼日本軍隊那麼瘋狂想登陸就登陸，想轟炸就轟炸。為什麼中國人不能生活在自己家鄉，而是到處流浪。”
戰爭帶給他最直觀的感受就是中國太弱，“國家太弱就會任人欺淩、宰割，我如果學醫當然很好，但是我要救國，當時有句話叫‘科學救國’。我不學醫了，我要讀航空、讀造船，將來我要製造飛機捍衛我們的藍天，製造軍艦從海上抵禦外國的侵略。”
“潛”功告成
719所某研究室前政委馬幹印象裡，喜歡唱歌的老同事黃旭華，“生來好像就是為了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戰鬥隊’白天批鬥他，晚上他照樣去辦公室工作。”1962年，黃旭華被任命為當時國防部第七研究院09研究所的副總工程師。1965年，中央決定核潛艇研製工作全面上馬。
核潛艇發射導彈，要先從水底把導彈推出去，升到空中一定高度再點火。這種發射是搖擺的，位置會變動，比陸地發射難度大很多。造船系畢業的黃旭華清楚，4000多噸的艇，要裝上5萬多臺、件的設備，怎麼精密地測出各個設備的重心，最後調整出一個理想的艇體重心，是個尖端課題。
他用了一個堪稱原始的辦法，把科技人員派到設備製造廠去弄清每個設備的重量和重心。設備裝艇時，在艇體進口處放一個磅秤，凡是拿進去的東西一一過秤、登記在冊，施工完拿出來的邊角餘料及過剩的管道、電纜，再經過磅秤扣除。這樣“斤斤計較”的嚴謹態度結合原始的辦法，最後研製出的核潛艇在水下發射導彈時，其穩性完全符合發射條件要求。
1970年中國第一艘魚雷攻擊型核潛艇下水。1974年8月1日，中國第一艘核潛艇被命名為“長征一號”，正式列入海軍戰鬥序列。至此，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
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核潛艇艇型是“水滴型”。美國為實現這種艇體構造，走了三步：先把核動力裝置裝在常規潛艇上，建造水滴型常規動力潛艇，再把兩者結合成核動力水滴型核潛艇。在黃旭華的主導下，中國“三步並成一步”，用了不到十年時間就研製出第一艘水滴型核潛艇。
當時國外權威文章提到，美國在核潛艇下裝上一個65噸重的大陀螺，利用陀螺高速旋轉，在發射導彈時把艇體平穩下來。黃旭華堅持按科學規律搞核潛艇試驗，“為什麼不能相信自己的結論，非得跟著美國走不可？”
經過理論分析和試驗後，黃旭華大膽地取消了這種設計，不用大陀螺依然可以保持艇體穩定。“我們的核潛艇沒有一件設備、儀錶、原料來自國外，艇體的每一部分都是國產。”黃旭華斬釘截鐵地說。
1979年黃旭華擔任“09工程”副總設計師，1982年任總設計師。1988年4月29日，中國核潛艇首次進行深潛試驗。張錦嵐介紹，深潛試驗是考核核潛艇在極限情況下結構和通海系統的安全性，在核潛艇深水試驗中最富風險性和挑戰性。
“一個撲克牌大小的鋼板，承受水的壓力是一噸多，一百多米長的艇體，任何一個鋼板不合格、一條焊縫有問題、一個閥門封閉不足，都可能導致艇毀人亡。”黃旭華這樣形容深潛試驗的危險性。
試驗開始前，有幾個艇員偷偷給家裡寫了信，“萬一回不來，未了的事情，請家裡代為料理”，實際上是遺書。更多人在宿舍默默哼起《血染的風采》，“也許我告別，將不再回來……”64歲的黃旭華當即決定一同下潛，讓艇員們有了信心。隨著核潛艇裡接連傳出100米、200米……的指令，黃旭華表情平靜、指揮若定，“內心裡卻高度緊張”。
試驗成功，這個世界上第一位親自參與核潛艇深潛試驗的總設計師，出艇後即興寫下：花甲癡翁，志探龍宮；驚濤駭浪，樂在其中！
“潛”心依舊
1988年，在完成中國第一代核潛艇深潛試驗和水下運載火箭發射試驗後，黃旭華把這個使命般的接力棒傳給了第二代核潛艇研製人員。此後的20多年裡，他給年輕一代當“啦啦隊”，“關鍵時刻給他們撐腰”，還扮演“場外指導”，“不做教練員，只在做大試驗出問題時，幫他們看看。”
直至今日，黃旭華與核潛艇的不解之緣還在延續。這位元93歲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每天8點半走到辦公室，整理幾十年工作中積累下的幾堆1米多高的資料，希望把它們留給年輕一代。
他不需要助理和保姆，經常一個人拎起水壺去打水。多年過著雷打不動的規律生活，早上6點起床，6點半去打太極長拳，7點鐘吃飯，再去上班。下午在家的時間，他喜歡看鳳凰衛視製作的澄清過去歷史事件的紀錄片。
他從來都覺得自己很平凡。有媒體稱他為“中國核潛艇之父”，他堅決反對。在他心裡，核動力專家趙仁愷、彭士祿，導彈專家黃緯祿，都是“中國核潛艇之父”，全國千千萬萬人的大力協同工作才有了中國第一代核潛艇。
在上海交大120週年校慶演講中，黃旭華回憶719所剛組建時，“一聲令下，300名科技人員就放棄了上海、北京等工作條件優越的城市，去到荒涼的葫蘆島，一待就是十幾年，在我國第一代核潛艇研製事業上，他們立下了汗馬功勞。”
眼前這位站著演講的老人，讓上海交通大學大二學生池松恒在21年的成長經歷中，第一次發現“報國”“獻身國防事業”“國家使命”這些宏大的概念，有了最真實的注腳。
編輯/麥婉華
(來源:《《小康》中旬》 201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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