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歲的江村，傳統民居已不多見，1936年與初訪江村的費孝通合影時站在中間的小男孩已年近九旬，他的兒子在一旁勞作時，顯得敦實而憨厚，這個聞名中外的村莊一直自然生長，老人健在、兒孫繞膝，如此尋常的狀態卻至今仍保持著觀察中國農民生活變遷的樣本價值，在地圖上找不到的“江村”，有著講不完的“江村故事”
文｜《小康》記者 鄂璠
“江村”這個名字，在中國的地圖上是找不到的。但它卻被中外學界視為瞭解中國農村的視窗。
1938年10月，英國著名社會人類學家、功能主義學派的開創者之一布·馬林諾夫斯基在為《江村經濟》（英文版名為《中國農民的生活》）寫序時稱：通過熟悉一個小村落的生活，我們猶如在顯微鏡下看到了整個中國的縮影。
江村的本名叫開弦弓村，位於太湖之濱，現歸江蘇省吳江區七都鎮管轄，是蘇南眾多小村莊中的一個。這裡沒有秀麗的風光，也沒有獨特的人文建築，上世紀的30年代，它稍顯“特別”的地方在於：它是中國國內蠶絲業的重要中心之一，這一帶的農業發展水準很高，並且因其有著網狀分佈的水路，城鄉之間的關係顯得比較特殊。
1936年7月，這個普通的江南小村迎來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他面容清臒、一襲土布長衫，此前，他曾多次訪問過開弦弓村，在村子裡幫助農民建立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的是他的姐姐。因為姐姐的關係，他能不斷地獲得村莊裡的資訊，能毫無困難地得到全村居民的通力合作，他被這個合作社所吸引，同為吳江人的他在語言上也不存在與村民溝通的障礙。於是，正準備出國留學的他在開弦弓村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調查。
他為它取了“江村”這一學名，寫下了《江村經濟》。此後，他與江村結下不解之緣。如今，他的雕像仰坐在江村的荷花池旁，大手攤開，許多人帶著“朝聖的心情”慕名而來，想尋找他——費孝通，這位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所未講完的江村故事。
他讓江村走向了世界
今年10月，一場為期兩天的學術會議，選擇在遠離中心城市的七都鎮召開，來自海內外的百餘名社會學、人類學專家彙聚于此，相對於地理位置上的偏僻而言，會議場面顯得格外盛大。他們中的許多人一見面就相互打著招呼，他們有著共同的老師——80年前“江村調查”的開創者費孝通。
費孝通生前曾回憶說：“因為被研究的將是吳江的一個村子，也是江蘇的一個村子，我自己的另外一個名字（費彝江）中也有一個‘江’字，這樣就叫‘江村’了。”今年，費孝通的“江村”80歲了。“江村”仍有被觀察的價值所在。
短暫的會議間隙，幾位從北京趕來的青年學者，冒著小雨步行去了距離會場7裡地外的江村。“費孝通先生的工作對於中國社會學有特殊意義。”在會議開幕式致辭時，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張靜“開門見山”的一段話，引發了所有人的思考，“他及他們那一代學者嘗試用新的角色——現代的專業性研究者角色去工作。這一開始就給中國社會學及人類學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和思想。我們需要傳承這一角色。”
傳承，實際上在80年間都從未止息。
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城鄉文化創新工程首席專家、博士生導師徐平每一次對人講起“江村調查”，都會從更早之前的金秀大瑤山的故事講起。1982年冬天，20歲的徐平是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三年級的學生，他在陰冷的地下教室聽費孝通作《四上瑤山》的學術報告，時年72歲的費孝通穿著黑色的棉襖，戴著厚重的眼鏡，操著帶有濃厚鄉音的普通話，不緊不慢地談著廣西金秀瑤族自治縣近半個世紀的變化。
大瑤山引起學界的關注，比江村更早。從1928年中山大學考察隊的大瑤山考察開始，金秀的學術調研史就拉開了帷幕，不過，在學術界影響最大、持續最久、取得成果最為豐富的卻莫過於1935年費孝通、王同惠的大瑤山調查。那年，費孝通即將從清華大學研究生院人類學專業畢業，並計畫去英國倫敦經濟學院進一步深造，導師史祿國要求他在出國前，先到一個與自己生活習慣不同的少數民族社區進行調查。
當時，廣西省(編者注：廣西壯族自治區舊稱廣西省)政府設有特種民族研究課題，需合適人選。燕京大學教授吳文藻設法接通路徑，為費孝通爭取到機會，參與“廣西省人種及特種民族社會組織及其他文化特性研究計畫”。1935年秋天，風華正茂的青年學者費孝通與新婚妻子王同惠一起踏上了廣西大瑤山調查之旅。10月18日他們進入大瑤山，一路走過村寨，費孝通進行體質人類學調查，王同惠進行社會學調查，用吳文藻的話來形容，他們的大瑤山生活“充滿了快樂、勇敢、新穎、驚奇的印象”。然而，這次調查最終卻以一傷一死而結束。當他們完成花籃瑤、坳瑤的調查後，12月16日從居住的古陳村向茶山瑤居住地區轉移過程中，悲劇發生。之後，費孝通在巨大的悲傷中寫出了《花籃瑤社會組織》一書，成為其民族研究的起點。
“從大瑤山調查這個老根上說起，更有助於我們完整地理解和領會費孝通文化思想。”徐平認為。2009年4月，在紀念費孝通先生逝世四週年時，徐平在《從實求知 志在富民》一文中寫道：大瑤山調查，使費孝通從體質人類學者轉變為社會人類學工作者，也認識到文化是一個完整的結構，不能隨心所欲地憑感情拆“搭配”，必須在弄清中國社會的完整結構之後才知道應當改變什麼，保留什麼，從而“認識中國社會到改造中國社會”。到姐姐費達生正在開展工業下鄉實踐的開弦弓村養傷，真正將費孝通與中國農民的命運聯繫在一起。雖然在大學時代他就短期參加過梁漱溟等人宣導的鄉村建設活動，但這次調查使他的認識更加深刻。開弦弓村調查無心插下的楊柳，產生了比《花籃瑤社會組織》影響大得多的《江村經濟》，有意無意中使費孝通走到了世界人類學學科發展的前列。
60多年後重返故鄉找變化
聽費孝通講述“瑤山故事”的5年之後，徐平幸運地成為了費孝通的學生，並且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邊區開發”研究方向的博士生。
作為費孝通的學生，吳江市一直是徐平想去的地方，因為吳江是費孝通的故鄉，吳江的開弦弓村又是費孝通的博士論文調查點。“在我們這些學生的心目中，開弦弓是嚮往已久的學術聖地，它所代表的東部發達農村類型，也是我這個從事西部欠發達地區農村研究的人，十分想對比瞭解的樣本。”徐平稱。
直到1999年4月，徐平才終於得到一個機會，與費孝通一起回家鄉考察。去開弦弓村的那天，是江南難得的好天氣，燦爛的陽光下，桑葉初綠、菜花金黃，徐平一路上都在重讀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就是想對開弦弓的六十年今昔有一個比較。徐平發現，村裡開了不少食品、雜貨、洗染等店鋪，不過據說大多是外地人開的，“看來開弦弓人至今還是不太喜歡經商”，徐平還發現，許多店名都被冠以“江村”二字，“可見商人們很懂得名人效應。”
在《跟費孝通先生回家——東部農村的啟示》中，徐平記錄道：先生書中描寫的航船沒有了，聯繫外界的水道，已變成四通八達的柏油公路。古老的京杭大運河裡，還能看到機動拖船繁忙工作。在開弦弓只偶然見到幾條機動船突突而過，更多的是泊在河灣裡斑駁陸離的舊船，給人們述說著古老的故事。吱呀的搖櫓聲，早已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破舊的瓦房板屋，依稀殘存數間，村民的房屋，已普遍被二層小樓取代，過去沿河而建的風格，自然也變為沿路而建。村裡的民居顯然在江南農村不算出色，比之先生六十年前的照片，也可謂天上地下。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幢二層別墅式新樓房，據說是鑄件廠老闆修建的，主人花了三十來萬元。寧靜的村莊裡，節奏響動的織機聲，顯得格外突出，這是歷史上養蠶、繅絲、織綢的傳續，只是今天紡織的大多已是化纖產品，用作西服的襯料。據說當地的絲綢產品，因款式和技術原因在國際上身價跌落，絲綢之鄉又面臨新的技術和國際競爭的挑戰。
與費孝通一起回故鄉的經歷，讓徐平對許多問題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讀著費孝通六十多年前的著作，目睹開弦弓村的變化，他深深地感覺到社會人類學的學科價值，在他看來，“先生以中國東部的一個普通村莊，為我們提供了認識中國社會變遷的生動而完整的標本；而且, 通過對這個標本的長期追蹤調查剖析，不斷適時提出對農村發展的獨特見解，對於指導和幫助社會的良性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徐平對此具體解釋道，在20世紀30年代的調查中，費孝通先生敏銳地指出了土地制度這個當時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50年代的重訪江村中，指出了以農為綱的危害，繼續呼籲發展農村工副業生產；80年代之後，他一直關注和追蹤家鄉農村的變化，多次重訪江村，從普通的鄉村中，敏感地發現傳統的工副業的再興和轉變，提出了“蘇南模式”的鄉鎮企業發展概念，對於推動全國農村工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示範指導作用。
談得最多的是富民，思考得最多的是發展路徑
《江村經濟》真的是費孝通“無心插下的楊柳”嗎？1995年，在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時，費孝通將這本書描述為“是由一連串的客觀的偶然因素所促成的”。
1985年，在為《江村經濟》寫中譯本前言時，費孝通坦承，1936年的這次江村調查“並不是有計畫的，是出於受到了當時社會新事物的啟迪而產生的自發行動。”調查結束後，費孝通前往英國，乘坐一艘義大利的郵輪“白公爵”，從上海到威尼斯航程要兩個多星期，他在船上無事，便趁記憶猶新，把開弦弓村調查的資料整理成篇，並為該村提了“江村”的學名。到了英國，進入倫敦經濟學院人類學系，最初見到該系負責指導他論文題目的弗思博士時，他打算以“花籃瑤社會組織”作底子撰寫論文，隨後談到曾在江村進行過調查，弗思看了他整理出來的材料後，主張撰寫“江村經濟”這篇論文。不久後，該系教授布·馬林諾夫斯基從美國講學返英，聽費孝通彙報了江村調查的經過和內容後，決定直接指導他撰寫這篇論文。
布·馬林諾夫斯基在為《江村經濟》寫序時預言，費孝通的《江村經濟》一書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
在這次“不是有計畫”的調查中，費孝通產生了一種想法：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就是農民吃飯穿衣的問題，內憂外患使他們難以維持最低生活水準，陷入不足溫飽的極端貧困境地。當時的歷史現實，促使他產生了盡力使中國農民脫貧致富的使命感，也使他一生“志在富民”的追求更加堅定。
1957年，費孝通時隔21年後再訪江村，看到農業有了發展，糧食產量提高了，他感到很高興。但是，他也看到工副業被忽視了，鄉村工業沒有得到恢復，農民雖有土地可耕種，卻只能種糧食，手裡沒有錢花，商品交換日益蕭條，小城鎮和各種集市也萎縮了，這使他憂心忡忡。在《重訪江村》一文中，他建議恢復發展副業和鄉土工業，主張在村子裡辦小型工廠，促使農民儘快富起來。
1981年10月，費孝通第三次訪問江村，看到“農民不僅解決了吃飯問題，而且還有了錢花”。究其原因，是恢復傳統副業，重建繅絲廠，新建絲織廠和豆腐坊。在《三訪江村》一文中，費孝通說：“在開弦弓村所見到的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在中國並不是個別的特殊現象。即使不能說中國幾十萬個農村都已發生這樣的變化，但是可以說這是中國農村的共同趨勢。”
為費孝通做過十多年助手的張冠生在今年公開發表的《江村八十年》中記錄道：從三訪江村開始，費孝通熱切追蹤這一歷史過程。一年一次，一年兩次，積累資料，深化認識。當初看重的是“草根工業”有效增加農民收入，後來看出了一條中國工業化的獨特道路。
張冠生透露道，在籌畫費孝通江村調查暨學術活動六十週年紀念事宜的時候，吳江、廟港、開弦弓村三級領導都認為村容不能讓人滿意，準備“大搞一下”。費孝通聽後說：“這個事順其自然，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不能為開弦弓開小灶。你們條件不錯，名聲不小，現在還是中等偏下的水準。老是中不溜兒地混日子，不行啊！人家都可以更好，你們為什麼不可以搞得更好？”
在張冠生看來，這六十年裡，費孝通一直都期待江村鄉親們能過上更好的日子，卻從未借自己的名望、地位為江村爭取特殊待遇和條件。“這個村莊聞名中外六十年，從沒有因其名聲而大紅大紫，也沒有大起大落，一直是自然生長，尋常狀態，也因此保持了觀察中國農民生活變遷的樣本價值。”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開弦弓村的“農民教授”姚富坤曾多次接待費孝通，他把自己在江村看到的大學者費孝通描述成一名“小學生”，“他和農民談起話來，一點架子沒有，就像一個小學生。”
在去年發表的一篇“紀念費孝通先生‘大瑤山’調查八十週年暨逝世十週年”的文章中，徐平也把自己所瞭解的老師費孝通描述成了一名“小學生”：針對中國農村不斷發生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出主意、想辦法、做好事、做實事”。他用生命的“最後10元錢”，不斷到全國各地調查研究，先後去吳江28次、甘肅11次、廣州5次、常州5次……跑遍了中國大陸除西藏以外的各個省區，每到一地先虛心當“小學生”，用他的知識把老百姓的思想總結起來。
在徐平的記憶中，費孝通“談得最多的是富民，思考最多的是發展的路子”。在做實地調查的時候，他常對基層幹部說的一句話是：“你們搞志在富民的路子，我在寫志在富民的思想。”
重走費孝通的路
1996年9月20日，在“中國文化對世界未來發展的貢獻研討會暨賀費孝通教授學術活動六十週年”會議上，費孝通說：“開弦弓的問題，是文化接觸問題。當時村子裡的工廠，是文化接觸的產物……我們看人家怎樣生活，實際上是研究文化的變遷……假如我能活到九十歲還能寫文章的話，我希望能寫一篇我們這個時代在我身上表現出來的社會結構是怎樣的。”
6年之後，費孝通第二十六次走進江村，訪問了第十三村民組周文昌家。這是費孝通一生最後一次江村之行。這次家訪的照片，收錄於《開弦弓村志》，也陳列于“費孝通江村紀念館”。
2005年4月24日，帶著對中華文化新生的期望，帶著對整個人類的祝願，帶著對文化的反思和思慮，95歲的費孝通與世長辭。但十多年後的今天，費孝通的思想仍舊活在人間。
在一次由北京大學舉辦的費孝通先生紀念活動上，從世界各地趕來的學者，匯總起來的評論文字超過100萬字。有關他“通中西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諸多社會學問，連外國人都可以娓娓道來。這讓“60後”的李昇明頗為震撼，此後，歷時10年，他遍訪了費孝通的家人、師生、朋友，重走費孝通的求學和治學之路，收集原始素材上百萬字，寫成了《中國人的自覺：費孝通傳》一書。
“我是在2006年第一次走進江村的，重走費先生的路，是繞不開廣西大瑤山和江蘇江村的，這兩個可以算作是他的學術起源地了。”李昇明回憶說，當時江村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老房子幾乎都看不到了，“歷史上的記憶幾乎都沒有了。”
通過重走費孝通的路，李昇明越發感悟到，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就是一本瞭解社會生命的著作。“費先生認為自己做的是村子五臟六腑的解剖，把村子看成一種生命的運作體系”，李昇明打了個比方來評價這本書，“我們都熟悉自己的身體，但我們能說瞭解自己的身體嗎？非常有限。但是一個醫生寫人的身體，那可是一本讀不完的書。他知道裡面所有的‘是什麼’和‘為什麼’，而我們自己卻是不知道的，我們只是對皮毛的瞭解。”
“抱著找到中國近代化道路的執念，‘把中國人民送到工業社會的彼岸’是費孝通心中最重要的使命。”李昇明說，“費先生是完成了這個使命的人，今天我們每個人都是受益者。”
2006年，由費孝通開創的江村研究已有七十年的歷史。費孝通生前一直有個願望，希望能出一本反映江村上世紀30年代以來發展變化的書。而這一年，《江村經濟七十年》順利出版，它的作者周擁平正是費孝通的弟子。從2005年2 月至2006 年3 月間，周擁平三十多次奔赴江村，以他的身體力行繼承著導師的事業，周擁平希望通過自己的這次江村再調查找到一點有益於社會進步的啟示，希望自己的研究能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便利。在他看來，江村經濟研究的意義在於它的延續性，生生不息地延續下去，從而為人們瞭解中國農村的變遷提供詳實的資料。
當生命與鄉土結合，時間算什麼？
“費孝通江村紀念館”落成的2010年，恰逢費孝通百年誕辰的年份。館中一塊展板上，“二十六訪江村”歷次時間表旁，有一段文字：初訪江村是我這一生學術道路上值得紀念的歷程界標。從這裡開始，我一直在這一方家鄉的土地上吸收我生命的滋養，受用了一生……我的祖祖輩輩在家鄉養育了我，我雖則已由老而衰，但我沒有忘記家鄉，有生之日總想為家鄉這片土地上多加上一點肥料，能長出比我這一代更有出息的子子孫孫。生命和鄉土結合在一起，就不怕時間的沖洗了。
這是1996年費孝通所作的《吳江的昨天、今天、明天》一文中的一段，張冠生對費孝通當年起草文章時的情景還記憶猶新，而時光忽忽，20年後的2016年，江村調查六十年轉瞬已延為八十年。如今的江村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今年春天，張冠生重返江村，他將這一次看到的老人健在、兒孫繞膝的生活場景，作為了《江村八十年》的結尾——
游走小清河邊、村中公路，傳統民居已不多見，零星夾在別墅小樓之間，隱於在建新樓之後。有該村“農民教授”姚富坤引路，才得見殘餘的清朝建築，找到當年絲廠水池遺址。在姚富坤的幫助下，還見到了1936年費孝通初訪江村那幅三人合影中站在中間的小男孩、現年近九旬的沈寶法；見到了費達生的學生、村中第一代繅絲女工周亥金，今年九十九歲。
兩位老人家都坐在自家門前的春日陽光中，乾淨，安詳。接談間，沈的兒子在旁勞作，敦實、憨厚；周的孫輩聚談，歡笑。見來客舉相機，指著院落一角說：拍拍這邊吧，過去種桑樹，現在改草坪啦！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 特別是進入新世紀前後，費孝通提出了“富裕之後怎麼辦”的問題，在他八十歲生日時，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種尊重不同基礎上求大同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她的女兒費宗惠曾在一次參加讀書會時介紹說，“爸爸意識到，中國是富了，但是富裕以後應該怎麼辦？他想到了這個問題。根據這個問題他又提出來，我們不僅要看到社會結構的變化，同時要看到人的變化、人的思想的變化，這個時候就開始了他從生態的研究到心態研究的轉變。”
費宗惠還透露說，費孝通晚年一直思考的一個大題目，是圍繞著人的問題而展開的，他覺得進入小康社會以後，人和自然的關係變化會引起人和人之間相互關係的變化，進而產生人和人之間怎麼相處的問題。而“文化自覺”，是費孝通晚年思考的一個重要課題。
費孝通曾用“有祖宗，有後人”描述中國文化特點。在費孝通的“江村”80歲的時候，張冠生覺得，面前老人健在、兒孫繞膝的生活場景，實在可做江村八十年來農民生活變遷的生動寫照。
（感謝費孝通先生的女婿張榮華，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徐平，《中國人的自覺：費孝通傳》的作者李昇明對採訪提供的支援與幫助。本文參考《江村經濟》，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民族地區經濟社會調查報告金秀瑤族自治縣捲——費孝通大瑤山調查八十年追蹤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六上瑤山》，群言出版社）
(來源:《《小康》下旬》 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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