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的悲傷與哀悼中，他們或許只會留下一個微笑或一句最簡短的道別。正像科恩最後一張專輯中的一首歌《Traveling Light》中寫下的：“我將輕裝上路，道一聲再見。”
文｜《小康》記者 劉源隆
剛剛跨入2016年，1月10日，英國傳奇搖滾巨星大衛·鮑伊因癌癥去世。當時很多人都懷疑這是一則假消息，因為就在兩天前，1月8日，大衛・鮑伊在他69歲生日當天，還發行了個人第25張專輯《Blackstar》。
大衛·鮑伊的離世，引來世界各地如潮的悼念。英國前首相卡梅倫在推特上寫道：“我是聽著流行天才大衛·鮑伊的歌長大的。他是再創造的大師，總是不停向前。”
每隔幾年，鮑伊就要蛻變一次，絲毫不畏懼踏足新的音樂領域，從60年代的民謠到70年代開創華麗搖滾，再到進軍美國時開始嘗試的靈魂樂，以及後來的瘋克、電子樂。鮑伊因此被稱為“變色龍”，無論是作為音樂人，還是時尚偶像，他對於藝術的探索表達影響了幾代人。
然而，在即將過去的2016年，如鮑伊一樣，不少藝術大師的離世令人惋惜。他們曾經鑄成了輝煌的藝術城堡，給世界塗上了最為絢爛的色彩，如今，人已逝，傳奇依舊留存。
他的一切都先人一步
自1967年至今，大衛·鮑伊總共出版了25張錄音室專輯，9張現場錄音，46張唱片合輯，5張EP專輯，111首單曲，其中包括5首英國排行榜冠軍，3張電影原聲，以及13張視頻專輯和51部音樂錄影。他在27部電影裡出演角色，為8部影片配樂，參與了3部電影的製片以及12部紀錄片的拍攝。
作為時尚偶像，鮑伊直接引領了70、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著裝風格，他為流行定下了中性基調。像亞歷山大·麥昆、山本寬齋、讓·保羅·高緹耶等設計師都受到他的啟發，推出了許多性別模糊、華麗耀眼的時裝造型。“在許多方面，鮑伊就代表著時尚的本質：總是有別于當下，永遠在進化中。”這是《時代》雜誌給鮑伊的評價。
鮑伊用他的才華引領著藝術的潮流，同樣，在政治與金融領域也曾留下過他的足跡。
他曾於70年代末期在德國柏林先後錄製了《Low》、《Heros》與《Lodge》三張專輯，而這三張專輯也被認為是他的“柏林三部曲”。1987年，大衛·鮑伊特地選擇在靠近柏林牆位置的地方進行演出，這場演出也引發了東西德樂迷的重大反響。一週之後，時任美國總統羅奈爾得·雷根喊話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要求拆除柏林牆。兩年後，在各方的努力之下，柏林牆最終被拆，德國完成統一。
在其逝世之後，德國外交部還在官方推特上發聲，特別致謝他“幫助拆除柏林牆”：再見了，大衛·鮑伊，你是人類當中的英雄，我們感謝你的努力讓柏林牆被拆除。
更令人驚訝的是，鮑伊還是一位資本市場的先驅者。早在1997年，他就成為了首位將自己的作品證券化的音樂人，發行了著名的鮑伊債券。
1996年末，在鮑伊所擁有的音樂著作權即將到期時，華爾街銀行家大衛·普爾曼，向他提出了“證券化”這一概念，可以獲得比單純地與製作商簽約更可觀的收入。
鮑伊很快就認同了這一創造性的想法。他將287首作品的著作權打包進行證券化，其中包括著名的《Space Oddity》、《Life on Mars》、《Ashes to Ashes》等經典名曲。所有作品產生的收入，包括廣播和演出的版稅收入、唱片收入、廣告費、電影授權等等，將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給債券投資者。債券的發行金額為5500萬美元，期限10年，債券利息為7.9%。
鮑伊債券在1997年的發行正趕上了一段黃金時期。那時唱片行業還處於巔峰，華爾街也十分熱衷於發行創新產品。但鮑伊心裡十分清楚，唱片業的熱潮並不會一直持續。債券的發行則是相當於把他未來10年的作品收入立即變現。在2002年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中他談道，“沒有什麼能擺脫變革，10年之後或許連著作權都不復存在，智慧財產權也將面臨嚴峻的挑戰，而音樂則會像水和電一樣能輕鬆地獲得。我只是抓住了稍縱即逝的最後機遇。”
進入21世紀之後，網路和盜版對整個唱片行業造成了重創。全行業唱片銷售持續下滑，直到綫上付費音樂訂閱開始壯大後才有所改善，這正如鮑伊所預料的那樣。
當鮑伊的追隨者們還在期待偶像新的壯舉之時，巨星的隕落讓他們萬分悲痛。正像人們所悼念的那樣，“大衛·鮑伊的一切都早人一步，就連去世也早得令人錯愕。”
“英雄”與“反派”的另一場偉大冒險
2016年元旦後的第二周，絕對是英國文化圈暗淡的一週，繼大衛·鮑伊的離去，與他同歲的戲劇大師阿蘭·裡克曼也被癌癥帶走了。
阿蘭·裡克曼最被觀眾所熟知的角色是《哈利·波特》中的斯內普，這個角色因其複雜的內心、反轉的定位以及悲劇命運，通過裡克曼對於這個角色的演繹，贏得了所有哈迷的認可，有人評價“他在螢幕上的時間可能並不長，但他卻擁有每一分鐘。”
對於性格演員的評價，很多人都認為只有那些隱匿於角色中，戴著假髮，塗著妝容，操著不同地區的口音，沉浸在最能彰顯角色特徵的表像之下，一人千面才是最令人信服的表演。裡克曼雖然做到了一人千面，可是每一個角色卻又都顯現出他個人的鮮明特點。
除了《哈利·波特》，裡克曼一生還出演過大量電影，包括《理智與情感》、《真愛至上》、《香水》、《理髮師陶德》、《白宮管家》等作品，曾憑藉《拉斯普廷》中的表演贏得了1996年的金球獎和艾美獎。
裡克曼還曾被視作頂尖“惡棍”類型演員，曾在《虎膽龍威》、《俠盜王子羅賓漢》等作品中出演惡棍類角色，而《虎膽龍威》中的反派角色德裔恐怖分子漢斯·格魯伯，更被美國電影協會評為“百年百大英雄與反派”第46名。而他獨特的英倫低音炮嗓音屢屢被後人所模仿，“如果天鵝絨會說話，那它的聲音一定像阿蘭·裡克曼”。
著名的“反派”離開人世，而“英雄”也同樣有著生命的期限。
“大地在顫抖，仿佛天空在燃燒。是啊，暴風雨就要來了。”5月22日，更被中國人所熟知的“瓦爾特”，巴塔·日沃伊諾維奇因心臟病，在貝爾格勒聖薩瓦醫院病逝，享年83歲。
巴塔·日沃伊諾維奇1933年6月出生在貝爾格勒近郊。他畢業於貝爾格勒戲劇學院，畢業後從事話劇工作，此後逐步跨入影壇。1955年，他在故事片《庫姆巴拉山上的歌聲》中扮演一個角色，從而一舉成名。巴塔善於塑造遊擊隊員、革命者等形象。他在代表作《瓦爾特保衛塞拉耶佛》中的出色表演為他贏得了南斯拉夫全國電影節最佳男主角金舞臺獎，這部作品和《橋》在70年代的中國更是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中國人民喜愛“瓦爾特”，“瓦爾特”同樣熱愛中國。巴塔生前接受中國媒體採訪，回想起自己當年在中國的知名度，頗為自豪，“我當年第一次訪問中國的時候，去了上海，誇張地說，恨不得有上百萬人走上街頭，就為了看看我長什麼樣。”在有生之年，巴塔曾先後訪問過中國十多次，“每次去中國，我都很開心，感覺就像是回家，那裡有個大家庭在等著我”。而他也表示，每次有中國代表團來貝爾格勒訪問，只要他在，都會盡力參與接待。
“因為我把中國人看作自己最好的朋友，事實上他們也的確是。”他還曾表示，自己曾想申請加入中國國籍。“據我所知，中國法律不允許保持雙重國籍，但我又不會放棄塞爾維亞國籍。中國人真的是那麼可敬，他們曾經給過我的和為我所做過的，是無價的。”
無論塑造的是“英雄”抑或“反派”，只要能在人們心中留下永久的回憶，並對觀眾產生正面的影響，那麼他們就都是英雄，裡克曼與巴塔就是這樣的英雄，他們塑造的角色會永遠被影迷銘記，而他們的故事也將被一代又一代人津津樂道。
《哈利·波特》小說中有這樣一句話：“死亡其實就是經過漫長的一天后，終於可以上床休息了。而且，對於頭腦十分清醒的人來說，死亡不過是另一場偉大的冒險。”
“著作等身”與“一書立世”
2016年2月19日，星期五。這一天的世界文壇又被染成了黑色，兩位舉足輕重的大師——84歲的義大利學者、作家翁貝托·艾柯和90歲的美國小說家哈珀·李竟同時辭世。
艾柯享譽世界，他的頭銜很多，哲學家、歷史學家、文學批評家、符號學家、美學家和小說家，也有人戲謔地稱呼他是“怪老頭”和“文壇學霸”。《劍橋義大利文學史》稱他為“20世紀後半葉最耀眼的義大利作家”。艾柯的學術研究縱橫古今，小說隨筆睿智幽默，著作橫跨多個領域，至今出版的各類著作已達140餘種。
艾柯的作品最大的特點就是旁徵博引，而批評者也將之稱為“掉書袋”。有評論家稱：“艾柯著作的主要吸引力就是讓讀者為自己的無知感到羞恥，換句話說就是天真地敬佩艾柯的炫耀。”因此，不只在中國，而是在世界範圍內，讀艾柯的書是“有文化”的象徵，當然這也容易引來一群裝腔作勢、濫竽充數的讀者。
1932年，艾柯誕生于義大利西北部皮埃蒙蒂州的亞歷山大，這個小山城有著不同於義大利其他地區的文化氛圍，更接近於法國式的冷靜平淡而非義大利式的熱情洋溢。艾柯不止一次指出，正是這種環境塑造了他的氣質：“懷疑主義、對花言巧語的厭惡、從不過激、從不做誇大其詞的斷言”。
作為世界最著名的公共知識份子，艾柯對於知識份子的定義有著犀利的點評。在中國“公共知識份子”的名頭開始氾濫並成為貶義詞的時候，艾柯的言論正能發人深省。“如果你所說的知識份子是那些只靠腦袋不靠雙手工作的人，那銀行職員是知識份子，而米開朗琪羅不是。所以我並不認為這一身份與人們的職業或社會地位有關。我認為，任何創造了新知識的人都是知識份子。一位明白了新嫁接技術可以種出新品種蘋果的農民在那一刻就算從事了智力活動，而一位終其一生都在重複關於海德格爾的講座的哲學教授則不能算是一名知識份子。”艾柯一直提倡的便是“批判性創造力”，“即批判我們現今所做之事和創造出更好的做事方法”二者缺一不可。
和艾柯不同，哈珀·李一生只以《殺死一隻知更鳥》這一部作品立名。
1926年4月28日，哈珀·李出生在門羅維爾，兒時的哈珀·李活潑淘氣、古靈精怪，與知名作家杜魯門·卡波特是好友，他們每個夏天都一起玩耍，甚至共用哈珀·李父親的安德伍德牌打字機進行文學創作。這段珍貴的友誼最終造就了美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兩位傳奇人物，各自書中都有對方的影子。
哈珀·李寫於1960年的處女作《殺死一隻知更鳥》自出版後長銷不衰，這部取材於上世紀30年代一位白人律師為遭到誣陷的黑人辯護的故事，在全球賣出了超過4000萬冊。1961年，哈珀·李因為這部小說獲得了普利策獎，1962年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公映，由好萊塢影星格裡高利·派克主演，獲得三項奧斯卡獎，為世人矚目。而後，令人意外的是，哈珀·李迅速從文學界銷聲匿跡，回到家鄉阿拉巴馬隱居，再沒有創作過任何作品，也不再接受任何採訪。
其實這兩個人在同一天去世，這種巧合是值得人們玩味的。世界上有一種人，他們極度聰明，一眼便能看穿事物的真相。在看清世界後，艾柯選擇用自己的睿智來不斷影響世界，調侃人生；而哈珀·李則留下了她認為最寶貴的品質，從此大隱於市。他們都享受生活，並將最好的作品分享給了世人。
“我將輕裝上路，道一聲再見”
隨著去年厄爾尼諾現象的影響並未完全消散，氣候異常狀態拉尼娜即將來臨。對於從北極到中緯度國家和地區而言，今年的新年或將又是一個寒冬。而更為雪上加霜的是，一個帶給世界溫暖的人，還沒能等到這個寒冬就匆匆離開。
萊昂納德·科恩11月7日晚不幸跌倒，隨後在睡夢中離開，享年82歲，而就在今年10月底，他發佈了新專輯《You Want It Darker》。
科恩的一生有過多種身份，最重要的兩個是詩人和歌者，至今出版9本詩集、2本小說、17張音樂專輯，他的作品，在世即為經典。
1934年，科恩生於加拿大魁北克一個有猶太血緣的中產家庭。1966年以前，科恩只是一個文藝青年，一個追求作家夢不太順利的人，一個出版過兩本詩集和兩篇小說並廣被讚譽但就是賺不到錢的生活拮據的人。
“沒辦法，做職業作家養活不了我——我的書賣得不好，雖然報紙上好評如潮——要知道我的第二本小說《美麗失敗者》在全世界只賣出3000本。要想專心寫作，又不為生計發愁，去大學教書，或是像偉大的加拿大詩人雷蒙德·蘇斯特一樣在銀行謀個職位都是很好的辦法，而我一直在彈吉他，一直在唱歌，我認為這也是一條解決之道。”由此他才陰差陽錯地走上了音樂的道路。
從此，科恩的事業走向巔峰，樂迷們認為他的音樂縱然包含各種情緒的表達，但是聽眾從中獲得的確實溫暖，而他歌詞的文學性又讓他超越了一般的民謠歌手。有人評價“科恩的音樂是超越了音樂體裁的，無論是任何音樂形式的愛好者都不會煩感科恩的音樂。”但是相對刻薄的評價也不絕於耳：“就像鮑勃·狄倫一樣，他一邊扮演著叛逆者，一邊又努力打造著他們素來嘲諷的至高地位；一邊欺騙著為他們搖旗吶喊的媒體，一邊又誠實地面對樂迷。”
1996年科恩剃度出家成為禪宗和尚，法號“自閑”，隱居在禿山，1999年還俗下山。2008年，74歲的科恩被經紀人捲走所有財產，不得已又重回舞臺，他經歷的傳奇相當於別人的幾世。就在今年10月，科恩似乎對自己的大限之日有了本能的預料，他說：“在我逐漸走近生命終點之時，越來越看淡那些對一個人的一生的淺薄評論和意見。也許我還能再活兩天，誰知道呢？我已經做好隨時死去的準備了。”
死亡總會來臨，它不會因為一個人的貢獻與成就而有所特赦。而我們也應意識到，那些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便嶄露頭角並影響幾代人的藝術大師們，也正走向他們生命的暮年，2016年，中國的藝術界也走了陳忠實、梅葆玖、夏夢以及馬長禮等。這些大師們都見慣了人生的榮光與生命的黯然，而在臨別之際，面對著萬千擁躉，留下傳世佳作，已然是莫大的幸福。在人們的悲傷與哀悼中，他們或許只會留下一個微笑或一句最簡短的道別。正像科恩最後一張專輯中的一首歌《Traveling Light》中寫下的：“我將輕裝上路，道一聲再見。”
(來源:《《小康》下旬》 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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