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偶然發現的結婚照，鉤沉出新一軍名將譚展超與義大利女爵貝安加的亂世情仇，也鉤沉出一段縱貫半個世紀、橫跨東西半球的“兩個譚家”的往事。原本平凡的家族歷史，因大時代的動盪，顯得傳奇且撲朔迷離
文｜《小康》記者 羅嶼
對童年時代的譚愛梅而言，父親譚展超書桌正中的那個抽屜充滿神秘。抽屜始終上著鎖，包括她在內的子女，沒人知道裡面到底有什麼。
讀小學時，譚愛梅曾試著蹲在書桌下，從抽屜後面伸手進去摸索，摸出了幾張泛黃的照片，還有一張中文剪報，內中報導了父親的義大利妻子當間諜被捕的事情。譚愛梅隱約記得年幼時，曾從奶媽口中聞悉父親有一位義大利妻子，但關於她，沒有人願意多談。
譚愛梅的父親譚展超，出生於廣東新會一個富裕家庭，1927年高中畢業後，立志學習軍事，第二年去往義大利進入陸軍官校，後進入騎兵專門學校和山地專門學校，1938年初在都靈陸軍大學畢業，成為精通意、英、法和西班牙文的軍事精英。其時，抗日戰爭爆發，譚急於報效祖國，於是回國參加孫立人部隊，參加滇緬戰役等，是孫立人麾下愛將。
隨著國民黨在中國節節敗退，1948年譚攜第二個太太何懿嫻及譚愛梅等一眾兒女隨孫立人去往台灣訓練新兵，自此留在台灣。而後，孫立人因涉嫌“兵變”被革職及軟禁，譚亦受到株連降級，所率部隊也解體。1960年，譚奉命到美國接受特殊訓練期間，患喉癌病逝于華盛頓，終年不到50歲。
父親過世時譚愛梅只有十二歲，因而包括意籍夫人在內的父親的一切“秘密”，都成了無從證實的過去。
然而塵封的傳奇還是在30年後浮出水面。
1991年的某個週末，譚愛梅的先生到聯合國秘書處值班，隨手翻看同事張北海桌上一本叫作《鴉片茶》（Opium Tea）的英文新書。他忽然在書裡看到一張岳父的結婚照，但合照的並非岳母，而是一個外國女人，也就是《鴉片茶》作者貝安加·譚（Bianca Tam）。“Tam”正是廣東發音的“譚”。
依書仲介紹，貝安加家世顯赫，乃義大利貴族出身，母親是美第奇（Medici）世襲家族，有女爵封號，小時候她和義大利強人墨索里尼的小兒子維托裡奧（Vittorio Mussolini）玩在一起。十五歲那年，貝安加在她母親招待她表哥軍校同學的舞會上，遇見了一位風度翩翩的中國學生，兩人一見鍾情，這位中國學生正是譚展超。
譚愛梅至今仍記得，當年接到丈夫詢問電話的她，是怎樣的驚奇。此前所有的聽聞與傳說，都因一張結婚照而變得真實具體。特別是，《鴉片茶》的作者貝安加彼時仍在人世。
父親與貝安加因何分手？分開後又是否知曉彼此的消息？離開中國的貝安加為何晚年仍冠以“譚”姓？
譚愛梅心中充滿疑問，這也促使她開啟了一段對父輩的尋訪之旅。譚愛梅發現，父親與貝安加的愛恨往事，如一條重要線索，串聯出滇緬戰役、國共內戰、孫立人兵變案，以及撲朔迷離的“意籍女諜案”。原以為平凡的家族歷史，卻糾纏著諸多動盪而傳奇的民國事件。
譚愛梅與兄長譚雄飛將尋訪過程及考證細節一一記錄，最終完成《被遺忘的年代：尋找兩個譚家與一個女間諜》一書，詳述縱貫半個世紀橫跨東西半球的“戰爭與愛情”。
“你最後一定會被遺棄”
“中國男人很麻煩，有了妻還要有妾，有了妾還要有小，你最後一定會被遺棄……”在貝安加自傳《鴉片茶》中，她提到母親當年曾這樣警告自己。
然而，這並非父母反對她與譚展超戀愛的所有理由——貝安加的父親是墨索里尼政府海軍部高階軍官，在法西斯種族主義社會，女兒與中國人的戀情是不能見容的。
豈料貝安加堅持非譚展超不嫁，甚至不惜為此與父母斷絕關係。疼愛女兒的父母無奈屈服，安排他們在羅馬聖彼得大教堂舉行了一場少有親友參與的冷清婚禮。
此時德國與義大利已簽訂同盟條約，形成柏林——羅馬軸心，譚展超的軍校同學，包括他的好友，也就是貝安加的表哥都對歐洲局勢感到振奮，他們也希望日本在亞洲戰場獲勝。但作為中國人的譚展超面對日本對中國的入侵義憤填膺，決心回國參加抗日。
這個立場使譚展超在同學中變得孤立，但貝安加卻始終支援丈夫。1938年，譚展超以優異成績從陸軍大學畢業。此時貝安加已生了兩個孩子，要帶著兩歲半的女兒玲瓏格（Lylongo）和剛滿一歲的兒子喬納森（Jonathan）乘船到一個此時充滿戰亂的陌生國度，她絲毫沒有畏懼。
回到中國後，懷有身孕的貝安加先住在廣東鄉下的婆家，此後她在香港法國醫院順利生下另一個女兒尤拉（Yula）。沒過多久，尤拉不幸患了胸膜炎，死在法國醫院的急診病房。譚展超則奉命被派駐貴州都勻，加入孫立人統帥的部隊。貝安加作為軍眷，不辭辛勞跟了去，住在營區附近的農舍，與一切文明設施隔絕。在臨時搭建的簡陋木板屋中，她又生下一個女兒，沿用了死去的尤拉之名。
日軍在南京成立汪精衛領導的新國民政府後，都勻成了與日軍交戰的前線。譚展超在前線帶兵作戰，貝安加則要帶著孩子時刻躲避日軍的轟炸警報。
但就在此時，貝安加意外發現譚展超與護士何懿嫻，也就是譚愛梅母親的婚外情。
何懿嫻是香港聖瑪利諾醫院護士長，為抗戰放棄香港工作，來到都勻。
貝安加怒不可遏，母親當年警告過她的“中國男人很麻煩”的話浮上心頭。這個當時二十出頭、脾氣倔強的女伯爵，為了報復丈夫的負心決定出走。臨行前，她要譚展超知道，她的離去絕不是因為害怕什麼。“是的，貝安加，我當然知道你是什麼也不怕。”譚展超吻別了三個孩子，為每個孩子掛上一條象徵福運的小紅象項鍊。此後，貝安加帶著孩子和貴州女傭，乘坐一輛卡車到達桂林，再轉民航飛到香港，最終抵達“冒險家樂園”上海。不久之後，譚展超隨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
也許出走的貝安加最初只是想要報復丈夫。但造化弄人，這對自此“一東一西”的夫妻不會想到，再見面時，他們將處於怎樣的窘迫境地。
意籍女諜“羅生門”
“‘你好嗎，貝安加？’這個女人第二天早上來到我的新囚室時，先開口打招呼。我立刻就認出她，雖然我只見過她一次，在四年前。那是譚在都勻的部隊中那個護士——他的小妾。”
“‘我名叫梅，’她說，聲調柔軟而緊張，‘我給你帶了些你可能需要的東西。”
“這次會面對我來說也很尷尬。雖然如此，我怎能排拒她呢？戰爭將她擺佈到一個處境，跟譚牽扯在一起。現在看起來仿佛是在另一個世間發生的。”
貝安加在《鴉片茶》中，如此記述她與那個“破壞她婚姻的護士”那次唯一且“正式”的會面——何懿嫻要為住在廣州博濟醫院的貝安加檢查身體，後者彼時正捲入一宗“意籍女諜案”。
當年，捲入案件因而被逮捕的貝安加本被關押在廣州戰犯拘留所，但由於她“不停吵鬧”以致“身心崩潰”，“由時任廣州保安司令部參議徐有錄和新一軍高參譚展超保釋，送往博濟醫院治療。”
譚展超是在1945年下半年的一天，忽然聽到妻子的消息——她在廣州出現，但被當作日本間諜抓捕入獄。在此之前，貝安加幾乎音訊全無。
負氣出走的貝安加在上海究竟經歷了什麼，以致招致牢獄之災？
依照《鴉片茶》中的敘述，抵滬不久，在都勻已懷有身孕的貝安加，在上海生下了另一個女兒艾洛瑪（Aloma）。四個小孩，最大的只有五歲，加上貴州女傭和一個上海阿媽，貝安加的經濟狀況捉襟見肘。但她決意不向義大利的家人求援。
貝安加於是搬出租界區旅館，遷入公寓。她將孩子交由傭人照顧，自己到一家法國夫婦開的服裝店上班並兼職模特兒。
此後，貝安加結識了一位舉止有歐洲風味的中國女人，經其介紹，貝安加變成周旋在外交官社交場的一名交際花。比如，曾有日本軍官向她出示美國飛虎隊隊長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的照片，要她說明陳納德在都勻停留的時間，飛機跑道建在哪裡。她如實說出後，日軍軍官給了她一個裝滿鈔票的信封，還邀請她參加第二天德國大使館舉行的為希特勒祝壽的宴會。但她當晚就目睹旅館外一名日本軍官用軍刀刺殺一個年輕中國妓女的一幕，這使她戰慄不已。
但貝安加安慰自己，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生活，為了孩子。她必須謀生。只是，她和譚展超的兒子喬納森卻在法租界染病而死。
作為上海灘的社交名媛，此後的貝安加又開始涉足黃金走私，利用廣州和上海的黃金差價牟得暴利。
或許從內心深處，貝安加從沒真正與丈夫恩斷義絕，她給部隊寄信，詢問譚展超情況，但杳無回音。
日本戰敗後，貝安加從她的“事業”巔峰跌落。那個中國女人勸她迅速逃離中國，但她固執地要留下來等譚展超的消息。
1945年11月15日，從廣州登機回上海的貝安加被美國OSS（戰略情報署）情報人員菲洛爾上尉和葛雷中尉在天河機場攔截，理由是她未攜帶廣州行營的通行證，她隨即返回寄寓的法國領事西門的住所。但11月17日，這兩位OSS的情報人員就登門將她逮捕。貝安加在自傳中提到，最初她被押解到OSS辦事處的小房間時，她的行李被開啟，隨身攜帶的金條倒落在桌上。菲洛爾指控她為日本人走私黃金。她說她做黃金買賣是為了養家。貝安加表示，對方毫不顧忌她作為法國領事西門的眷屬，享有外交豁免身份。
一心念著譚展超的貝安加，為何成了西門眷屬？
原因在於，等譚展超消息的貝安加，卻從前者朋友處得到誤傳，以為丈夫已在緬甸陣亡，倔強的她不願求助父母，為了生活，她打算嫁給西門。只是，貝安加還未正式和西門辦理結婚手續，一切生變——法國維希政府垮臺，日本投降。此時的西門已是自身難保，何以保護貝安加？
從得知妻子被關押起，譚展超就開始了救援行動。間諜罪以及叛國罪，嚴重程度不言自明，他不知道貝安加是否做了被控訴的事，但他一定會盡力幫她。在《申報》1946年3月27日的版面上，刊有譚展超為妻子公開辯護的報導。他強調貝安加被捕是“美貌招禍”，而且貝安加實屬受到西門牽連，因西門屬戰時的法國維希政府，那個政府是與日本當局合作的。他另外強調，貝安加是在聽到丈夫緬甸戰死的消息後，為了孩子、為了生活，無奈選擇與西門同居。
除了譚展超的辯護與救援，貝安加在關押偵訊期間，新一軍軍長孫立人也特寫公函，說明貝安加“尚屬善良”。
此時的貝安加也真正意識到自己處境的危險。她托律師發電報到義大利向父母求救。她母親原是當時的羅馬教宗庇護十二世（Pope Pius XII）的一個侄女，於是懇求教宗設法營救女兒。
貝安加擔心她可能被判死刑。為了求生，她想到如果此時懷孕，可能逃過一死。在博濟醫院的病房內，譚展超成全了她的計畫。貝安加在《鴉片茶》中將其描述為二人“舊情複燃”，或者說，是“獨特的愛情從未消失”。
“貝安加的所作所為的確讓父親難過，且大大地傷害了他的尊嚴。但到底貝安加是他的合法妻子，他孩子的母親……他也曾為他過去所犯的錯誤向她表示悔意。他承認，對她陷入的困境，他也有責任……母親對貝安加的同情出自於內心的愧疚，和對父親的憐愛，對自己丈夫如此牽掛貝安加生死的焦慮。”多年後，譚愛梅如此感慨，“我可以理解當時他們是處於如何的生死離別、愛恨交織的感情糾結中。”
就在案件懸而未決時，譚展超卻接到通知即將隨部隊到東北打內戰，于公於私，這都讓他感到沮喪。一方面是貝安加此時已開始被傳喚到法庭應訊；另一方面，他不明白為什麼好不容易獲得抗戰勝利，中國人民卻無法團結起來享受和平。
臨行前，譚展超答應貝安加，如果她遭遇不測，他一定好好照顧他們的三個女兒。只是目前時間緊迫，他無法親自去上海探望她們。
但譚展超何嘗想到，錯過這次機會，對他而言，和三個女兒就是永遠的離別。他同樣沒有想到，貝安加此時已如願懷孕，並在此後受審期間，生下兒子強尼（Johnny）。
在法院審訊期間，貝安加撫摸著日漸隆起的肚子，也開始對自己做心靈上的反思。然而就在此時，突然從東北新一軍傳來消息，稱譚展超已在哈爾濱附近的戰鬥中陣亡。這對貝安加而言，無異晴天霹靂。
但此時，案件卻出現轉機。先是貝安加間諜案相關證人，悉數隱沒消失。而案件告發人，OSS的情報員葛雷和菲洛爾，在審訊期間，適逢組織解散改組，兩人去向不明。1947年，美國成立CIA（中央情報局），取代OSS。
對貝安加間諜罪及叛國罪的指控，葛雷二人的調查報告重點是在金融方面的情報。然而，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是：她被控盜取、傳遞的是什麼具體情報？她的行為危害了誰的利益？
在OSS報告中，那些對她最不利的證詞，比如：據一位受訪證人的陳述，貝安加曾以其父在義大利海軍部任高職的背景，與義大利領館人員往來，又將由此得來的情報提供給日本人。
若指控屬實，義大利與日本當時同為軸心國，兩國刺探彼此的情報又與盟國利益何干？另外，貝安加被控的罪行危害到中國的利益嗎？事實上並沒有。在嚴格的意義上，協助敵人的同時必須危害本國利益，才構成漢奸罪，否則這個罪行是不成立的。
貝安加的辯護律師，在辯護時正是扣緊了以上這些嚴格法律定義。在他對控罪逐條辯駁後，貝安加被宣判無罪。
獲釋後的貝安加曾試圖再度確信譚展超是否已陣亡，卻得到同樣答覆。萬念俱灰之下，她攜兒帶女，乘船返歐。
兩個譚家的“重逢”
當年，OSS情報員葛雷曾在調查報告中，揶揄貝安加“自稱神秘的女人”，但“現在她已神秘不再。”葛雷甚至為貝安加的一生“蓋棺定論”：她一生的故事，就是一個女人試圖扮演她所幻想的各種角色。她一生都盡情地活在虛妄之中，終於在中國監獄中寫下她充滿欺罔的生命的最後一章……
但顯然，葛雷對貝安加“一生的故事”定論太早。這個生來倔強、我行我素的貴族千金，不但沒有在中國監獄寫下“生命的最後一章”，而且在回到歐洲後事業發達，她不僅做過克裡斯汀·迪奧的模特，還自己開了服裝店。
至於譚展超，1948年，攜家眷隨孫立人赴臺。此後，因孫立人兵變案受到株連，官階被降兩級，從少將變成中校，且無法再帶兵。對於自己的處境，譚展超充滿困惑且焦慮。
譚愛梅記得，住在台中市的表叔曾告訴她，父親有時週末到台中，會一個人到台中公園網球場，站在鐵絲網外默默看著被軟禁的孫立人在那裡打網球。“孫一見到父親，就使眼色示意他不要接近，因為附近都是監視他的特工人員……”在譚愛梅看來，孫立人最終遭到蔣家父子軟禁，幾乎可以說是註定的。“他所受的西化軍事教育、他的思考和行事方式，同蔣介石父子主導的政局所形成的一套政治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1959年，大陸正在搞“大躍進運動”，蔣介石認為，如果大陸此時發生大規模動亂，他反攻的夢想就可實現。為此，譚展超奉命到美國接受特殊訓練，然而，卻因喉癌復發，於1960年3月9日病逝于華盛頓華府海軍醫院。“父親病故，我們一家的生活更陷困境。幸得蔣緯國伸出援手，推薦母親在台灣屏東分行做一份臨時雇員的工作，使得我們一家能渡過難關。”譚愛梅回憶。
當年在讀畢《鴉片茶》後，譚愛梅覺得這個故事在1949年後，變成了東西半球各自發展的兩個故事。“貝安加離開中國後居然不知道父親當時仍然健在。”譚愛梅認為有必要讓她知道父親後來的下落。於是，她寫了一封信，寄給發行《鴉片茶》英文版的出版社，要求他們轉給作者貝安加·譚。信中略述他們一家到台灣後的情況，並附上自己當時在紐約的位址電話，表明很希望從未見過面的她，能和他們這些同父異母的姐弟相聚。
信寄出後，石沉大海。
直到一年多後，也就是1993年年初，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就職典禮前兩天，在紐約家中的譚愛梅忽然接到電話。對方自報姓名稱，她就是貝安加·譚，此刻正在紐約曼哈頓。
譚愛梅立刻趕到酒店見她。
“一見面，她就緊緊摟著我，仔細端詳我。”當譚愛梅囁嚅地問父親這位未離異的大太太，該如何稱呼她時，貝安加親切且熱情地答道：“就叫我貝安加吧。”
譚愛梅此時才知道，貝安加之前確實收到出版社轉去的來信，但當時，快八十歲的她正作為特派戰地記者，在科威特採訪海灣戰爭。而這一次，貝安加來美國東部，則是應邀參加柯林頓的就職典禮。
這次見面後，譚愛梅一直和貝安加保持著聯繫，而她也對父親的這位原配太太有了更多瞭解。有一次，她應邀來到貝安加的家，有幾個房間的擺設頗有個性。事後譚愛梅才知道，貝安加有意把六個丈夫（貝安加返歐後又有五段婚姻）的事物分別擺設，各自成間。譚展超的那間，面對客廳正中，有精緻木雕的大玻璃書櫃和一個大書桌，書櫃上方橫掛著一幅八仙過海的織錦。“那是父親和她結婚時祖母送的喜障，她一直完好地保存著，將近60年，還如新的一樣。”
譚愛梅說，當時貝安加家裡一幅油畫的署名，引發了她的好奇。畫家署名Tam，也即廣東發音的譚姓。她本以為是自己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但貝安加卻告訴她，是她和第四任丈夫生的小兒子。眼見譚愛梅疑惑，貝安加表示，“中國人的習俗不是說，一個女人嫁了第一個丈夫後，所有生的小孩都該以他的姓為姓？”
譚愛梅從沒聽過這種習俗，只好笑而不語。直到一年後，見到自己同父異母的兄弟強尼，才聽到另一個版本的故事：貝安加發現了第四任丈夫的婚外戀，一怒之下，把兩個和第四任丈夫生的孩子，全部改為譚姓。
改姓之事，聽來有趣。但不難看出，貝安加對譚展超的情意。她在自傳中不斷流露對譚展超執著的愛。而她與第六任丈夫的婚帖，左邊印著她和譚展超的結婚照。這張別出心裁的婚帖，讓每一個看到的人都著實吃驚。
在與譚愛梅相見幾個月後，1993年10月14日，貝安加因癌癥晚期去世。回憶相處的點滴，譚愛梅感慨，“一個貴族出身的千金小姐，跟隨父親回到中國的這段日子，對她來說，應當是相當苦。如果不是她那麼深情愛著我父親，和那天生堅毅不屈的個性、過人的膽識、非凡的美貌，絕不可能成就《鴉片茶》中主人翁的所作所為。”
貝安加的離世，並沒有中斷“兩個譚家”子女們的交往。他們由陌生逐漸親密。當然，他們的話題常圍繞自己的父輩。比如姐姐尤拉就對父親譚展超產生了好奇，她還和艾洛瑪一起去學中文。尤拉還曾和譚愛梅談起母親貝安加的多次再婚。“貝安加為了和年輕的丈夫結婚，曾經改變年齡兩次，辦了三本護照。在醫院病逝後，負責開死亡證明的醫師拿出她的三本護照，問哪一本的生日是正確的。”尤拉一看，發現其中一本護照如果和自己的生日比較，那麼母親兩歲就生了她。
“東西半球兩個譚家的子女都是戰爭的兒女。”在譚愛梅看來，經過這些年，自己尋找另外一個譚家的願望終於實現。“兩個譚家在生活中各有苦樂與悲喜，這大約就是‘逝者如斯’的人生了。”
（本文參考譚雄飛、譚愛梅《被遺忘的年代：尋找兩個譚家與一個女間諜》）
(來源:《《小康》上旬》 2016年5月)
更多精采內容請點擊:《《小康》上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