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冠中被譽為“中國工業設計之父”，在他的設計思想中，工業設計與商業設計涇渭分明。“大部分企業家都鍾愛短期利益，但追求短期利益的風潮不僅破壞了我國設計研發的土壤，讓小作坊式的山寨品充斥著市場，也讓一些製造企業為了引進而引進。”
文｜《小康》記者 洪治
在工業設計領域，對設計這個核心概念的闡釋卻被稱為“天問”。近年來，很多工業設計從業者，乃至專家學者和政府領導，認為設計是外觀、造型，是一種美化工作。這在從教30多年，一手建立起中國第一個“工業設計系”，被譽為“中國工業設計之父”的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責任教授柳冠中看來是亟待扭轉的。不僅如此，他對如今工業設計領域過度“向錢看”的浮躁之風更是深惡痛絕，也十分擔憂。
“‘工業設計’的本質是重組知識結構、產業鏈，以整合資源，創新產業機制，引導人類社會健康、合理、可持續生存發展的需求。”在柳冠中心中，工業設計與人類社會進步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位年過古稀的老人聲音洪亮、頗有磁性，喜歡戴一頂灰格色鴨舌帽，採訪那天他身穿多口袋功能背心，一雙休閒運動鞋暗示著他奔波的工作狀態。當他一開口，就能感受到撲面而來的嚴密邏輯和理論功底，而背後則是濃濃的家國情懷。
一波三折入行工業設計
祖籍寧波的柳冠中出生在重慶，5歲隨父母遷往上海。知識份子家庭出生的他小學和中學教育都在上海市五四中學完成，這所由新中國成立前的聖約翰大學附中和大同大學附中合併而成的重點中學給他的影響很大。教文學的老師是辛棄疾的後代，教歷史、地理的老師也是知識淵博，“所以我對人文科學比較感興趣。”這也為他的家國情懷埋下了種子。
“考工藝美院是一個偶然。”柳冠中喜歡畫畫，曾經的志願是報考清華大學或同濟大學建築系。1961年，當工藝美院張振仕老師帶隊到上海招生時，在班主任的建議下，柳冠中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報名了。“當時家裡很反對，覺得搞藝術的人不正經。”因為工藝美院裡有建築裝飾專業，在班主任的努力下，好不容易才做通了他父母的思想工作。雖然沒有經過專業繪畫培訓，但中學各科成績名列前茅的柳冠中很順利地通過入學考試，拿到了錄取通知書。
“當時的建築裝飾就是現在的室內設計。”來到北京，柳冠中的老師奚小彭是人民大會堂的設計師之一，潘昌侯、顧恒、陳聖謀等老師也是經驗豐富的老師。“我在裡面如魚得水。”當年的系主任胡文彥回憶：“那時候我們學習蘇聯的五分制，柳冠中最後成績留下來都是五分，是標準的好學生啊。”
在5年制的學習中，老師融實踐于教學，經常會帶學生們參觀人民大會堂等知名建築，並在現場從色彩、造型、結構、功能等多角度進行點評。“奚小彭先生留給我們最寶貴的東西就是評價能力。”也正是在那個階段柳冠中的思想體系開始萌芽。
由於“四清”運動，三年級時柳冠中被分配到邢臺體驗基層生活。“實際就是當了一年農民，白天當生產隊長幹活，晚上領著群眾搞運動。”柳冠中感慨，“不過那個時候也鍛煉了自己的吃苦和組織能力。”
1966年畢業那年正好遇上“文化大革命”，不僅畢業設計答辯取消，全部學生還要留校搞運動，直到1969年才進行工作分配。因為工藝美院劉春華那幅著名的《毛主席去安源》，柳冠中得以留在北京，但出身不好的他一開始被分到市政三公司修下水道，後來調到宣武區公園當綠化工人。“那會兒稱綠化工人遠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飯的，仔細看才知道是綠化隊的。”柳冠中調侃，儘管條件惡劣，他仍利用為街道公園建宣傳欄和大門的機會做建築小品。
1974年底，得益於“專業歸隊”思想，柳冠中進入北京建築設計院研究室工作，但專業荒廢了這麼多年，怎麼辦？答案是，到工地去接觸實際。為了給西哈努克行宮設計燈具，柳冠中當時在北京主要燈具廠蹲點了一兩年，他發現燈具設計存在很大問題，“很多燈具就是為了好看，而且都是照貓畫虎。”即使如人民大會堂宴會廳如此金碧輝煌，但當木製的三米吊頂層上的白熾燈全部點燃時，溫度非常高，因此每次開宴會都需要有一個消防班待命，甚至有因消防員好奇而出現過金屬工具掉落，倒插到餐桌上的事故。
根據調研，柳冠中把自己設計的隱蔽式燈具圖紙交給工廠總設計師，卻得到了“你設計的叫燈嗎”的詰問。原來在總設計師心中只有人民大會堂那樣的大型吊燈才叫燈，然而西哈努克行宮的層高根本滿足不了這個要求。“有亮無型竟然不叫‘燈’？”柳冠中苦笑，“後來實際施工中就是根據我的設計做的。我突然明白一個道理，我要的不是燈，而是照明，這也是我延續至今的理念，設計要解決實際問題。”在這樣的思考下，柳冠中慢慢走上了工業設計的道路。“設計一個東西要能被製造、流通、使用、回收。”
1978年恢復高考，工藝美院也恢復辦學，但老師嚴重短缺，工藝美院就寫了份報告，要求招收研究生，並上報相關主管部門。“那時候就是在原來畢業生裡找到比較合適去搞研究的同學，勸他們離開崗位，回來讀研究生。”潘昌侯教授在他的回憶錄裡寫道。對“圖紙工廠”沒有留戀的柳冠中抓住了這個機會，重回工藝美院，攻讀工業美術專業研究生（也就是後來的工業設計），仍在潘昌侯和奚小彭的指導下學習。他的畢業論文題目《標準化組合化之美》就是基於他的燈具設計實踐研究完成的。
“我覺得柳冠中他們學的還是不夠，就鼓勵他們到國外去學習，和國際接軌。”潘昌侯回憶道。1981年3月，柳冠中到西德斯圖加特學院開始了為期3年的訪學，師從雷曼教授，包豪斯的前身就是這個學院的一部分，“在那，我學到了完整的工業設計概念。”
1984年8月，留學歸來的柳冠中籌建了我國第一個工業設計系，並擔任系主任。
教育要扎扎實實把基礎打好
德國將一個課題從學期第一天做到最後一天的教學方式給了柳冠中極大的震撼，更震撼的是第一個學期設計的竟是最普通的雞蛋盅（類似白酒杯）。“學工業設計不光是外觀，還有結構和連接方式、組合的可能性，要從中推敲出新的可能。”柳冠中知道國內陳舊的思想觀念並不適合工業設計發展，工業設計是一種思維方式，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必須通過教育扎扎實實把基礎打牢，“我要提升我國工業設計的整體水準”。
柳冠中領導的教學非常注重整體性，“國內講功能形式是從包豪斯翻譯過來的，功能決定形式也好，形式追隨功能也好，實際上很容易誤導。”柳冠中分析，“功能和形式是分不開的，學生一開始接觸形態就是完整的概念。分析的‘分’不是為了分，是為了整合，講整體的關係。”
為了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柳冠中要求每位同學要沉下心來認認真真做每個課題，而且必須做出成果，完成的作品必須進行答辯。“不僅是口頭的，還要求書面的，我們讓同學把設計的根據都講出來，這大大鍛煉了學生的口頭以及綜合表達能力。”柳冠中說道。
在學生們眼中這樣的方式則能很好地發揮自身的特色，“柳老師的課給同學們更多時間去自由發揮想像。”曾為柳冠中學生的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史習平回憶，“他從來都是教我們如何來把握評價設計，在教學上，他非常鼓勵學生提出自己的觀點。”
正是這樣開明的教學方式讓學生們能自發地喜歡工業設計，而這開明背後則有柳冠中一整套的理論體系。
在擔任工業設計系主任初期，柳冠中便提出了“生活方式說”、“共生美學”、“綜合造型設計基礎”等理論，上世紀80年代末進一步提出了“系統設計”概念，到了21世紀，頗受學界矚目的“事理學”與“設計方法論”誕生，近年來，柳冠中還提出了“設計戰略與原型創新——‘種子’與‘土壤’論”。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他的“事理學”。
“事理學”與“生活方式說”、“共生美學”一脈相承，都是在研究和探索設計的本質問題。柳冠中認為工業設計是創造更合理、健康的生存方式，因此設計師要沉到生活中去，挖掘人的本質需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在此基礎上，還要發現美、創造美。關於藝術，柳冠中認為有再現美學觀、分析美學觀和共生美學觀三個層次，而共生美學觀則是現代發展的重要內容。“有意識地把異類組合在一起，使之產生多重性含義的所謂‘共生’，就是現在稱之為的‘系統論’，也就是共生美學的‘源’。”柳冠中說，“‘反常而合道’，正是這種革命美學觀的寫照。”
無論是生活方式還是共生美學都離不開“事”和“物”。“設計的本質是在‘事’的關係脈絡裡去研究、發現、理解，才能創造出合情合理的物。”柳冠中表示，“事理學提倡的就是實事求是，‘實事’是發現問題和定義問題，是‘望聞問切’，‘求是’是解決問題，是對癥下藥。”這就要求把大多數人的名詞思考模式轉變為動詞思考，探尋整個過程的發展變化。也正因為如此，柳冠中認為，設計是人類除科學和藝術外永不磨滅的第三種智慧。
這一系列的理論在一個小小杯子的設計中都有體現。“設計杯子是為了好看嗎？”柳冠中認為並非如此，在他看來，是為瞭解決喝水的問題。不僅是杯子，冰箱也是如此，目的是為了保鮮。在1999年日本召開的大阪亞太國際會議上，當日本樂聲設計部部長在大談21世紀日本的洗衣機會怎麼樣的時候，柳冠中就直言：“我覺得21世紀是要‘淘汰’洗衣機，因為中國13億人口要解決‘乾淨衣服’的問題。”
工業設計領域如此，在教學中更是如此，在柳冠中看來，發揮學生個性要“因材施教”。“我的歸納能力比較強。” 柳冠中自身的學習方法就很有特色，真正影響他的書有三本——貝塔朗菲的《一般系統論》、《偉大的探索者——愛因斯坦》和西蒙的《關於人為事物的科學》。然而，從研究燈具問題開始，柳冠中便已開始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把觀念理正，那脊樑骨就理正了，周圍的資訊都能架到上面去了。關鍵是能不能透過現象看到本質，有沒有自己的體系，能不能總結出自己的一條思路。一滴水也能反映出太陽的光輝。”
正是有這樣的體系，作為教書匠的柳冠中把學生成才作為他最高的成就，“教書育人離開了教，學習就有限。”如今，他的衣缽已經傳到得意弟子唐林濤手中，他們共同開課，上工業設計系最重要的基礎課之一——《設計方法論》。“柳老對我啟發很大。”唐林濤說，“他那種討論、啟髮式的思維訓練方式讓我認識了自己，我現在就在幹自己能幹、喜歡幹的事，也是我適合幹，願意幹的事，人比物更重要。”
2012年，由唐林濤牽頭聯繫了柳冠中的眾多師友、學生，為他70大壽寫了近50篇感想祝福，這些文章均收錄于當年出版的《象外集》中，從中可以看到他們對柳冠中人格魅力的青睞以及對他在人生道路上指引的感激。
反思當下工業設計歧路
理論與實踐結合能發揮巨大力量，然而這個過程往往艱辛異常。在4月18日舉行的“展望十三五”系列報告會上，工業和資訊化部黨組書記、部長苗圩就曾指出：“關鍵基礎材料、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先進基礎工藝、產業技術基礎等‘四基’薄弱問題，已成為制約我國製造業發展的卡脖子問題。”如何能讓工業設計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十分關鍵，近年來，工業設計領域出現的“向錢看”等奇怪現象讓柳冠中非常焦急，也促使著他不斷奔走疾呼。
“很多人都是商場觀念。”如今大部分企業家都鍾愛短期利益，而工業設計的工作更多是為了把產品賣出去而做的包裝，給保溫杯賦予新的含義便能讓身價提升好幾倍，給茶幾嵌一個故事也能賣出天價。“這些東西對老百姓生活真正有用嗎？”柳冠中很擔心這種將設計留於表面求新、求炫、求時尚的行為，“時尚的近義詞是短命，表面光鮮，但根本問題解決不好仍舊不行。”
追求短期利益的風潮不僅破壞了我國設計研發的土壤，讓小作坊式的山寨品充斥著市場，也讓一些製造企業為了引進而引進，總是得跟在發達國家的背後走。柳冠中就舉了一個上世紀80年代末改革開放初期引進日本樂聲冰箱生產線的例子，當時全國有十個省市代表團到日本考察，樂聲有好幾種生產線，但那十家出於性價比考慮都選擇了同一條生產線。簽完合同後，當時的樂聲老闆就開始調侃，我從來沒看到一個國家是這麼搞引進的，如果是我，我會引進一條美國的，一條法國的，一條德國的，一條英國的，那三年後中國自己的也就出來了。“我們願意在引進上花大價錢，為什麼？今天裝好了明天就能產生效益。”柳冠中說，“而研發就有風險，很多企業不願冒。”
即便有的企業把生產線拆了拿到了一手資料，但對這個資料背後的來源卻不甚明晰，這就容易導致原本應作為正向工程的設計反而最終變成了逆向工程。1957年，在前蘇聯援建下，我國建立了長春第一汽車廠生產解放牌汽車，在此後的30年間，從中又分出去了上汽、二汽，產量提高了，品質提升了，成本下降了，一切都看似很好。然而，最關鍵的參數——軸距依然不變，仍是四噸半，為什麼？前蘇聯設計汽車是為了拉炮，所以要求牽引力大，車鬥不必那麼大。但是，到了中國無論是鋼鐵、機床、糧食、棉花，都用它，很多時候就沒能真正發揮作用。“有些運輸工人倒做了設計工作，加了一個掛斗，讓噸公里效率增加了一倍。”柳冠中感慨，“所以那30年，我們會造了，但對‘設計’而言沒有任何進步。”
在4月18日的報告會上，苗圩明確表態，要力促製造業由大變強。其實，現在公認的製造業強國德國在一百年前因抄襲英國產品而被要求全部打上“德國製造”標識，就是為了突出他們次品、模仿品、山寨品的地位。“知恥而後勇”，德國通過反思採取提高品質、制定標準、保護專利等手段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才達到了今天的水準。“沒有拳頭產品、沒有持續性的產品開發戰略和整合產業鏈、服務鏈的思路，是不可能有品牌的。”在柳冠中看來，“我國的工業化之路還有很長一段要走。”
現在市場上各式各樣的行銷手段與各種符號、概念炒作讓人眼花繚亂，四合院、機器人、人工智慧等層出不窮，這也讓柳冠中很擔心：“企業的重點全放在銷售上了，怎麼能好好做研究？”也正是如此，華為的樸實和扎扎實實做研發讓柳冠中非常欣賞：“美國人曾經要制約華為發展，結果到現在怎麼樣？他們自己都說離不開華為了。”
“中國人原本是一個很思辨的民族，現在特別現實。”柳冠中感慨。這樣的浮躁之風在教育領域也很盛行，無論是追求紅點獎的名利雙收，還是中小學、幼兒的填鴨式教育都讓他深深反思：“我們整個評價體系都出問題了，過去講‘前人植樹，後人乘涼’，但現在都是‘今天植樹，明天乘涼’。”
“這些問題近二三十年來我們都在呼籲，大家也似乎都聽進去了，但轉身就忘了。”柳冠中仍在不停反思，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更需要精神的傳承，“過去共產黨講‘支部建在連上’，就是要讓精神能夠落實。”
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柳冠中認為重點就在精神兩個字：“精神是要傳承的，關鍵是做人，要把一件事情做精、做透、做到底。”他認為現在宣傳的非遺傳統小手工藝人還不能完全代表“工匠精神”。“工匠精神不是工匠，是抽象看問題的能力。世界潮流是一個體系，在裡面要認認真真，扎扎實實打牢基礎，不要求名求利，做表面文章。”柳冠中說。
(來源:《《小康》上旬》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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