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錦龍能演奏的樂器有百餘種，琵琶、古琴、胡琴、阮、三弦、獨弦琴、簫、笛、塤、吉他、日本三味線、印度西塔爾、阿拉伯烏德，他都演奏得得心應手。除了實實在在的樂器，他能用牙籤筒吹奏一曲牧歌，用樹葉吹奏一曲清音，好像這個世界沒有他無法演奏的東西
文｜《小康》記者 劉源隆
一盞燈、一壺茶、一支香、一把琴、一個人演奏和串場。這就是音樂家方錦龍音樂會的形式，在如今喧鬧嘈雜的社會環境下顯得那麼格格不入。但即便如此，無論走到哪裡，國內還是國際，方錦龍的音樂會每每座無虛席、一票難求，而欣賞過他音樂的聽眾們，每一個人都會驚歎，他的表演沒有誇張的動作和表情，往往就是幽幽的撫琴，而他流露出的那份自信，與動聽的樂曲交相呼應，是那麼的令人動容。
初見方錦龍，他鶴髮童顏，一身布衣布褲，走路昂首闊步。採訪前，記者本以為方錦龍的自信來自于自己高超的演奏技巧，而採訪後，記者方才明白，他的自信是來自于對我們中華文化的自信，因此才會如此強大。
研習世界上百種樂器
方錦龍出身安徽安慶的一個梨園世家，他的父親是黃梅戲樂師。從小耳濡目染讓他對琵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77年，15歲的方錦龍已經掌握了十幾種樂器的演奏，他帶著琵琶隻身來到濟南，報考前衛歌舞團。在主考官面前，他滿懷深情，一口氣彈奏了10支曲子。由此順利地進入前衛歌舞團，成為一名文藝兵。
在濟南一住就是10年，方錦龍完成了自己在音樂領域的“原始積累”，夯實了藝術之路的路基。“很幸運,從15歲開始，我身邊就大師雲集，這些大師的培養、栽培，部隊嚴格的紀律和艱苦的磨礪，造就了今天的我。”
方錦龍還是一個勇於嘗新的人，他的興趣並不止於琵琶，一有機會就學習各種樂器。在濟南他還拿過吉他彈唱比賽的一等獎，並創作了《故鄉的姑娘》《屬大龍的孩子》等數十首歌曲。方錦龍笑著說，當時的濟南前衛歌舞團民族樂團比較傳統，自己當時彈吉他還遭到一些老先生的不滿，認為他那是不務正業。
1988年，正是流行音樂黃金時期的開端，方錦龍被調到廣州戰士歌舞團。有趣的是，戰士歌舞團要他的原因不是因為他的琵琶演奏，而是他的吉他彈唱。
直到現在，以弘揚國樂為己任的方錦龍仍然不排斥其他類別、其他形式的音樂，他沒有認為自己鑽研的是高雅音樂而看低流行音樂。“某些藝術家把自己擺得很高，舉得起放得下叫舉重，舉得起放不下叫負重，很多人不懂這個道理,就是在自己跟自己較勁，自己給自己負重，這樣藝術水準怎麼能高？”
有時一提到藝術家，給很多人的印像是難以接觸。方錦龍的好人緣，卻是有口皆碑，無論是音樂圈、學術圈、演藝圈還是政府圈，方錦龍都喜歡結交朋友。他的自信中並沒有紮人的自大，更多是能夠感染他人的謙和，和他交談中，他經常拿自己調侃，用他自己的話形容就是“接地氣。”
“葡萄又小又酸需要架子，西瓜又大又甜直接放在地上就行。”
藝術高於生活，但它畢竟源於生活。方錦龍認為藝術家要接地氣，放下高高端著的自我。他曾在西班牙待過幾個星期，天天向那些在街頭藝人學習。“很多在街上演奏的都是大師級的人物，他們就是要找到那樣一種氛圍，不會太在意麵子，藝術家就是要找生活。”而他自己也曾戴上墨鏡，在合肥的街上演奏過一次，就是尋找阿炳當年的感覺。
“一個好的藝術家要有一個好的心態，別人不把咱當回事，咱自己一定要把自己當回事；當別人把咱當回事，咱千萬不要把自己當回事。”方錦龍善於觀察生活，也善於總結生活，他三言兩語中，往往就有一句蘊含生活哲理的 “金句方言”。
如今，方錦龍能夠演奏的樂器已有百餘種，相比“演奏家”的稱謂，其實“多琴樂者”的稱謂更為合適。他利用自己的各種特長，通過跨界表演，希望找到大眾能夠接受的國樂形式，“中國是一個多琴的民族，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樂器，作為中國人，我要求自己瞭解學習不同的樂器和不同的音樂形式，藝術家應該是觸類旁通的，而且是要有包容心的。音樂就像金字塔，鋪得越寬,就聳得越高，學的樂器越多，就越能夠觸類旁通。你多學任何其他一種樂器，都比只學一種樂器的人獲得的音樂營養更豐富。”
方錦龍每次在自己的演奏會上，都會帶給觀眾各種不同的樂器表演，琵琶、古琴、胡琴、阮、三弦、獨弦琴、簫、笛、塤、吉他、日本的三味線、印度的西塔爾、阿拉伯的烏德等等。除了實實在在的樂器，任何東西在方錦龍手裡都有可能變成一件樂器。他可以隨手拿起桌上的牙籤筒就吹奏一曲牧歌，也可以看到擺在飯桌旁的樹葉就忍不住扯下一片，吹奏一曲清音，好像這個世界上沒有他無法演奏的東西。
多琴樂者方錦龍通過研習各種樂器和在世界各地的遊歷後，他表示，琵琶還是自己的最愛。“西方樂器之王是鋼琴，中國樂器之王則是琵琶，琵琶的指法道盡了所有彈撥樂的妙處。”
重現失傳已久的五弦琵琶
上世紀80年代，方錦龍應邀赴日本參加由四國舉辦的絲綢之路音樂會。日本按照敦煌壁畫複製了一些中國已經失傳的古代樂器，一把仿古的五弦琵琶讓方錦龍一見傾心。“稍一撥弄，我就發現它的音色獨具魅力。琵琶多了一根弦，就增加了一個四度或五度低音，擴大了音域，餘音豐滿，泛音也隨即增多，演奏效果更為豐富、壯觀。”試奏後的方錦龍還未曾多想。
而後，方錦龍在東京的電視節目中看到日本奈良東大寺的正倉院收藏了唯一一把保存至今的中國古代五弦琵琶，那是唐朝宮廷賜給日本聖武天皇的禮物。“日本朋友很驕傲地對我說，這是他們的國寶。但我告訴他們，這是我們的國寶，感謝你們幫我們收藏了。”正是那一刻，方錦龍開始反思我們的文化傳承，他堅定了要承擔起恢復五弦琵琶的責任。
“當時就感覺到古人比我們多根弦，現在人缺根弦，少根筋，把太多的傳統文化丟掉。太多速食式的文化現象，做事的急功近利，這樣下去這個民族就沒有希望了。”方錦龍向記者解釋道，其實琵琶從西域傳入中國的時候就是五弦，從東晉到大唐都與四弦齊頭並進、盛極一時，但到了北宋基本被四弦琵琶所代替，失傳至今已是千年。
將四弦改為五弦，看上去只是加了一根弦的“區區小事”，實際操作起來卻非常複雜。“如果完全按照日本的五弦琵琶琴體來製作當然可以，但是它只能作為合奏的樂器，我希望將五弦琵琶發展成為一種完全適合獨奏演出的樂器。傳統是一條河，河是流動的。如果一成不變，那便是文物。”回到國內後，方錦龍找了多家樂器廠，與樂器製作的名師們推敲了五六年，經過反復試製、科學測試，最終確定了“改革”方案。將琴體擴大，增加第五根弦，而且改變傳統四弦琵琶的拴弦之法，琴頭上裝琴軫為左二右三。這樣一來，新增加的第五弦，音色就更加厚重、深沉。
方錦龍的高瞻遠矚果然是必要的。他將古琴、三弦、獨弦琴、三味線、西塔爾、吉他和烏德等不同民族的樂器演奏技法，融匯到五弦琵琶的演奏中，探索出一種全新的技法，使得它可以更多地模仿其他樂器的音色，演奏出印度、日本、歐美、非洲等不同國家或地區極具地域風味和民族風情的音樂。
說到五弦琵琶，方錦龍難掩喜愛之情。“比如說傳統琵琶古曲《十面埋伏》中列營一段，用五弦琵琶加上低音後，場面更壯觀了，擂鼓和號角也更有聲勢了。”他說,過去用四弦琵琶彈奏《梁祝》都要進行改編，彈不了的音符只能剪掉。用五弦琵琶來演奏就完全沒有這方面的顧慮，不僅可以彈奏小提琴的完整版本，而且將小提琴的線奏變為琵琶的點奏，靠餘音來連接，《梁祝》更增添了些中國的韻味。
五弦琵琶恢復後，方錦龍卻沒有急於推廣，有朋友喜歡，想收藏，他也都是免費贈送。“沒有把五弦琵琶搞清楚就將其賣出去，那就是誤人子弟。推廣也是有步驟的，是將傳統和現代接軌。”方錦龍說，“我們要更多地讓國樂為現代人服務,要把現代人的生命和古人的智慧結合在一起，這需要學習，要大量瞭解文史資料，我覺得這事急不得。”時至今日，方錦龍仍然堅持鑽研五弦琵琶的演奏技法，每一次演奏會他都會將自己最新的收穫呈現給觀眾，他在演奏上的不斷精進，讓世人由衷嘆服。
方錦龍曾給自己定下目標，人們提到四弦琵琶想到琵琶大師劉德海，提到五弦琵琶人們就會想到方錦龍。
堅定的復古主義者
“現在我常聽身邊很多年輕人說，生活要做減法，我就告訴他們，做減法前要先做加法，什麼都還沒有體驗過，有什麼可減的。”的確，方錦龍在他早期的音樂歷程裡面就是在不斷地做加法。音樂上，無論民族、古典、流行、跨界，他都深入其中；社會活動上，無論收藏、茶藝、策展、組樂團他都一絲不茍。在這些不斷給自己所做的生活加法後，他明確了自己音樂道路發展的唯一方向——弘揚傳統文化。
中國的音樂源遠流長，宛如天籟。“不要崇洋媚外，要有民族自信心。一個民族，一個人，只有內心強大了，才是真正的強大。”方錦龍說，鋼琴的歷史只有數百年，而在中國，八九千年歷史的籥，七八千年歷史的簧，五六千年歷史的陶塤，三四千年歷史的古琴，兩千多年歷史的琵琶，一千多年歷史的尺八……這些國樂樂器都凝結著古人的智慧，體現著中華民族的個性，代表著燦爛的中國文化。
看到民族音樂隨著時代的變遷和西方音樂傳入而漸漸被歷史掩埋，方錦龍十分痛心，於是上世紀90年代起，他便帶上各種彰顯國樂風格的樂器，到世界各地文化“佈道”。
“人們習慣把我們傳統的音樂叫國樂，我覺得叫國樂更能代表一種民族氣質，就像國畫沒有叫民畫，國學沒有叫民學，所以叫國樂比較對。”
2002年，方錦龍受邀擔任TVB8頒獎嘉賓，為F4、S.H.E、TWINS等頒獎組合獎，竟然沒有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樂隊得獎，也是受到流行組合的啟發，當下他決定著手建立一個國樂樂團。
回到廣州，方錦龍建立了一個女子時尚國樂團“方錦龍·芳華十八”，他自己出錢，跑遍大江南北，將一個個有藝術天賦、人品良好、有音樂追求的孩子們彙聚在一起，對她們進行整合訓練。她們既能演唱又能演奏，既有古典又有時尚，將東方的傳統音韻和西方的新潮元素相交融，是方錦龍在國樂多元化與國樂風格化上所作的嘗試，這支樂團與“女子十二樂坊”形成了一南一北兩支勁旅，成為當時古典國樂風潮的中堅力量。
“我並非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但是我是堅定的復古主義者。”幽默的方錦龍在說到這裡時變得非常嚴肅，“鋼琴講求和聲，我們中國人講求韻味。鋼琴確實有它的優勢，但在中國宣揚得有些過頭了，其實鋼琴不需要我們宣傳，因為全世界都在宣傳，不需要我們再錦上添花。”
他進一步強調說：“我們更多的是要宣傳我們民族優秀的東西，一般演奏鋼琴都有專業的人調琴，你再去演奏。中國的樂器不是這樣的，無論琵琶還是古琴，你要學習演奏它，必然要先學會調琴，調完才能有調，就是這一細節，體現著我們五千年燦爛文化的核心智慧，人自身需要調，家庭需要調，社會更需要調，中國的樂器可不是只是演奏這麼簡單的，中國的音樂不光用來娛樂，它更重要的作用是教化人的。”
《樂記》中說道：“樂動於內，禮動于外，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方錦龍耐心地給記者講到，“四大文明古國唯有中國被譽為‘禮樂之邦’。因為3000多年前周王朝就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國立大學‘大司樂’音樂學院，教職人員達1400多人，以樂德、樂語、樂舞教育國民，這樣的禮樂教育培養除了孔孟老莊諸子，為中華文化奠定了基礎。”就在今年1月，方錦龍受聘成為中國孔子基金會禮樂大使，他作為國樂的代表人物將擔負起向世界弘揚中華文化的重任。
“要推廣國樂，推廣中華文化，自然少不得民族自信。”在方錦龍看來，除了西洋音樂在風頭上蓋過國樂令人心憂，在國樂推廣方面如今存在一定的盲點，更是令人著急。“現在在民族自信方面我們有所欠缺，大家老是在推廣民族交響樂，其實民族不需要交響，交響是西方人的，一把琵琶彈《十面埋伏》猶如千軍萬馬，以一當十才能體現國樂樂器的魅力。”
談到國樂創作，方錦龍認為一定要遵循個性化，“國樂創作要根據我們自己的民族特色來寫，一定要到民間感受生活，而不是天天在象牙塔里待著。”
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方言就具有一種音樂韻律。“中國的音樂就是兩個‘道’，一個味道，一個地道。和中國菜一樣，如果沒有味道，沒有地道，就少了精髓。只有先把中國的音樂味道搞好了，才去想著怎麼和世界嫁接，如同蘋果和梨，一嫁接就是蘋果梨，但是必須蘋果要在，梨也要在，不能因為嫁接了，就把根的東西丟了。”
此外，音樂創作還應發自內心，音樂的發展離不開商業，但創作者不能只為市場和賺錢，而丟了內心的純粹。“當年的《東方紅》大歌舞，首首歌都是經典，因為那都是發自內心的聲音，譜寫出了對毛主席和我們黨內心深處的熱愛。
在方錦龍看來，如今市場上最受追捧的當代藝術對於我們民族藝術的影響是頗為負面的。“無論是繪畫、雕塑還是音樂，所有人都去從事和宣揚那些毫無意義的當代藝術，搞出各種形式花樣而不重視內容，認為是創新。卻把傳統文化、老祖先留下的文化精髓認為是落後的而棄之不顧，這多麼令人心痛啊！那才是我們的根啊！”
方錦龍的呼籲正如奧地利繪畫鉅子埃貢·席勒在20世紀初的歎言般發人深省：“藝術不可能現代，藝術永恆地迴歸起源。”
曾長期執掌巴黎畢卡索博物館的藝術批評家讓·克雷爾多次向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發起堂吉訶德式的挑戰，他指責世界各國“現代藝術”雷同統一化，形成了一種無論到哪裡都一樣的“國際風格”。他主張“一個民族存在一種藝術精神”，而藝術家應該是“一塊土地的兒子”。
方錦龍的藝術觀點與讓·克雷爾不謀而合。讓·克雷爾以參觀了世界各地現代藝術博物館的親身經歷有感而發藝術應具有民族性，方錦龍則是掌握演奏世界各地上百種樂器技法後由衷地感歎國樂的博大精深，而他自己也是始終種踐行著弘揚民族文化的理念，堅定不移。
“一個好的藝術家要有一個好的心態，別人不把咱當回事，咱自己一定要把自己當回事；當別人把咱當回事，咱千萬不要把自己當回事。”
“人們習慣把我們傳統的音樂叫國樂，我覺得叫國樂更能代表一種民族氣質，就像國畫沒有叫民畫，國學沒有叫民學，所以叫國樂比較對。”
(來源:《《小康》財智版》 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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