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書店，80年中見證了時代的變遷，並在這段歷程中成為一代又一代人心中永遠的“文化烙印”。
文｜《小康》記者 尤蕾
1994年11月13日，北京迎來了入冬後第一場雪。白天熙熙攘攘的王府井是北京乃至中國最為著名的商業街，隨著夜幕降臨，商場的銷售進入一天的尾聲，顧客也漸漸散去。但是，這一天，很特別。王府井書店裡播放著《友誼地久天長》的曲子，一群人久久不願離去，他們站在書店門口，凝視，注目。一切只為了這家與共和國同齡的新華書店，因為第二天，它就要拆遷，人們用這樣的方式送別。
曾經，新華書店是一座城市中最顯眼的地標，“一街四景”，在最為繁華的街道上，佈局銀行、郵局、供銷社以及新華書店。好在，離別不是永別，這條最繁華的商業街儘管寸土寸金，但它也需要容納這樣一家書店，2000年9月26日，王府井新華書店以嶄新的容顏回到了這裡。
當然，這並非新華書店第一次被讀者如此寵溺。它曾經為一個個新時代吹響了嘹亮的號角，對於1977年的那批青年來說尤為如此。對於恢復高考後的青年而言，《數理化自學叢書》就如同“救命稻草”。上海南京東路新華書店距離開門還有好幾個小時，門外就排起了長龍，從山東路、九江路、漢口路一直排到河南路。人們迫切走出知識的荒原，尊重知識的時代即將到來，新華書店門外通宵排隊的長龍為這個即將到來的時代做了最初的鋪墊與最生動的注腳。
新華書店，80年中見證了時代的變遷，並在這段歷程中成為一代代人心中永遠的“文化烙印”。
紅旗插到哪兒，新華書店就在哪兒開張
延安，延河畔清涼山一側的萬佛洞，在1937年迎來了一段與書報為伍的歲月。彼時，長征勝利結束，西安事變後國共第二次合作，中國共產黨所在的延安正在成為渴望建立一個新中國的知識青年心中的“聖地”。對知識和讀書的熱望在延安升騰而起。
1937年，黨中央從陝北保安縣（現為志丹縣）移師延安後，一支名為中央黨報委員會的團隊迅速集結起來。張聞天、秦邦憲、周恩來、凱豐、廖承志等組成中央黨報委員會，主管新華社並籌備黨中央機關理論週刊《解放》的出版發行工作。在中央黨報委員會之下設出版科和發行科。
這一年的4月24日，《解放》週刊在萬佛洞出刊，其封面標注有“陝西延安新華書局”發行的字樣。新華社等所在的“新華”系由此又添新成員。10月，《解放》週刊第二十一期的發行者正式更名為“陝西延安新華書店”。從次年的1月起，新華書店這個名字開始登上中央黨報委員會以“解放社”名義出版的圖書，奠定了新華書店“總經銷者”、“發行者”的歷史地位。
事實上，這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對內是中央黨報委員會發行科，對外就是新華書店。當時，在萬佛洞底層的小石窟設立門市部，白天，門口放一張桌子，既辦公又賣書，晚上，這裡就成為發行科首任領導人塗國林、黃植的臥室。塗國林遇到的更大的問題就是沒有營業員。新華書店剛成立時僅有7人，除了塗國林之外，還有副經理藏劍秋、通訊班班長紅一方面軍戰士劉興許、兩個通訊員以及一位紅四方面軍戰士和一個陝北紅軍戰士。因為人手極其緊缺，塗國林決定親自售書。這一批最早的新華書店人的生活通常是從印刷廠開始的，塗國林帶隊將次日要出售的圖書從位於主窟的印刷廠裡搬到書庫，登記、收貨、存儲、配書、包裝、書寫貼頭等，然後再扛到山下送至郵局寄發。
初創時期的新華書店，就不僅僅只是一家書店這麼簡單。除了發行圖書，還發行《解放》、《中國青年》、《中國婦女》、《軍政雜誌》、《文藝突擊》以及《前線畫報》等刊物。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新華書店的印刷廠還是印刷“抗幣”、“邊幣”的“印鈔工廠”，與此同時，還承擔了印刷糧票、軍用地圖、柴草票、郵票的職責。1940年初，新華書店更名為新華書店總店後，擔負起了陝甘寧邊區圖書、期刊、貨幣、糧票以及檔等印發和組織協調全國的出版發行工作。1948年，河北省平山縣銀行發行的第一批人民幣就是出自新華書店印刷廠。
新華書店已經成為傳播革命理想與革命理論的重要陣地，紅旗插到哪兒，新華書店就在哪兒開張營業。1940年3月，中央出版發行部和中共晉西北區黨委幫助八路軍120師358旅文化合作社，在山西省興縣成立了新華書店，即晉西北新華書店，後來被稱為晉綏新華書店。這是新華書店總店的首家分店，主要負責向華北、華中等抗日根據地轉運延安的出版物。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是新華書店總店在戰爭時期應對國民黨查沒的策略。通過繼續從國民黨郵政局郵寄，數量不減並用掛號寄的方法，迷惑國民黨當局，讓國統區郵局得以獲得了扣留抗日根據地印刷品的證據。而總店則通過隴東發行站轉寄或通過地下交通線發往四川、廣西、雲南和貴州等地。
“太陽掛在寶塔山，延水彎彎在眼前。我們在這裡工作，把革命的種子撒遍人間……”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這首《新華書店店歌》跟隨著新華書店人走遍了萬水千山。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1942年初，華北新華書店總店在山西遼縣嶺南村掛牌營業，關中新華書店設立，晉西北新華書店已經在36個縣建立了7個支店和23個分銷處。1945年，冀南書店總店、東北新華書店成立。
抗日戰爭期間，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馬列主義理論讀本等通過書籍和報刊傳播到敵佔區和國統區，新華書店也通過發行擴大了黨的影響力。跟隨著黨的團隊的發展步伐，新華書店也在走向全國。其間，新華書店出版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讓抗日膠著期的中國軍民認清了時局、增強了勝利的信心。此外，《馬克思恩格斯叢書》、《列寧選集》、《毛澤東自傳》、《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矛盾論》、《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等陸續問世。
“新華人”在解放戰爭時期隨著解放大軍南征北戰，在解放區開設新華書店，這是解放戰爭中獨有的一道風景。1946年，江蘇興化縣新華書店成立，1947年，東北書店總店設立了7個直屬分店，73個支店，百餘個分銷處。1948年，新華書店察哈爾分店開業，9月，中原新華書店建立，10月，東北書店長春分店成立。1949年1月，東北書店、華北書店成立了小分隊隨解放軍進入天津，分建門市部，6月兩店合併為新華書店天津分店。
至新中國誕生時，全國新華書店共有735家，職工8100餘人。同時，新華書店小分隊還繼續隨解放大軍挺進大西北和大西南。如今，歷經80年風雨，新華書店及其發行網點數量達到1.2萬個，職工13萬餘人。
一份報紙、一本書往往比幾十發，甚至幾百發炮彈的作用還大
1939年8月18日，新華書店在《新中華報》上刊登了《擴大營業搬遷新址啟示》：“因舊址不敷應用，擬於最近遷移至北門外（魯藝舊址）照常營業，各界讀者移玉光顧，無任歡迎。”
同年9月1日，新華書店總店從清涼山遷至延安北門外的鳳凰山麓。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等中共領導和邊區各界代表前往祝賀喬遷之喜。毛澤東興奮地說：“好呀！這是人民群眾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黨的大事，是國家的大事。”他即興揮筆書寫了“新華書店”四個大字，並派秘書柴沫送給新華書店。
“這是毛主席主動為新華書店題寫的店名。”如今，新華書店總店總經理茅院生告訴記者，毛主席主動為一家單位題字，在歷史上是為數不多的。此外，這也正表明了新華書店作為傳播革命思想主管道的特殊地位。
1942年5月1日，延安舉行“五一”節活動，新華書店裡熱鬧非凡，此時，這裡不僅僅成為人們汲取精神食糧的家園，更成為了延安的文化地標。當天，毛澤東視察了新華書店，並在與大家交談時說道：“一份報紙、一本書往往比幾十發，甚至幾百發炮彈的作用還大。”他認為革命主要靠筆桿子和槍桿子，強調“黨的圖書報刊的發行工作很重要，你們向邊區軍民輸送精神食糧，向全國、向全世界傳播黨的聲音，是很了不起的”。
新華書店人手裡握著的正是筆桿子。他們是特殊的戰士，以書為武器，身背、肩挑、驢馱，捨生忘死穿越封鎖線。自1939年9月始，新華書店總店開始派人上門服務。因為發行工作不畏嚴寒酷暑，需要翻山越嶺，冬季，他們每人一件棉背心和羊皮襖，輾轉在路上就被大家形象地稱為“皮襖隊”。皮襖隊員分為兩個“兵種”，肩擔背馱的一隊是“步兵”，靠毛驢馱書的一隊是“騎兵”。
胡喬木說：“普羅米修士把火種帶到人間，發行工作把真理送到全人類。”的確，發行人員就像普羅米修士一樣，把光明與未來帶給讀者，但是自己卻在槍林彈雨中走在生死邊緣。不少發行人員在民族解放的大業中以身殉職。
1941年，晉察冀新華書店分店職工背負著沉甸甸的圖書、報紙等連續闖過日偽七道防線，李智等12人犧牲。戰爭年代，發行工作時刻都面臨著死亡的威脅，就在李智犧牲前的一次執行任務中，他連夜趕往軍區司令部駐地，剛到村口就被日軍發現並追殺。李智與日寇在山間周旋多日，靠著玉米、胡蘿蔔充饑，終於把報紙送到了司令部，因此他被授予“模範發行員”的榮譽稱號。
次年5月，華北新華日報和華北新華書店隨部隊轉移，在遼縣十字嶺與敵人激戰。他們被沖散後在山溝裡和日偽軍來回兜圈子，華北新華書店的黃君鈺等27人犧牲。黃君鈺與戰友們失散後，孤身一人與日軍周旋4天，後躲進了山洞，敵人放火煙熏。她突然沖出洞口，舉槍擊斃兩個日軍。此刻，黃君鈺背後就是懸崖，為了不被日偽軍俘虜，她抱著已經打完了子彈的步槍跳崖殉國。
無論是黨和國家，還是新華書店人，都把運輸文化糧食看得至高無上。新中國成立後，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新華書店又一次主動承擔起為中國人民志願軍運送書報刊的重任。東北新華書店總經理李文要求從大連分店抽調10人組成隨軍書店赴朝。1951年1月，新華書店總店決定，隨軍書店更名為戰地文化服務隊，由總店統一組織，圖書一律贈送。經過急訓的52人將圖書、畫冊、字典等送往北韓戰場，贈發圖書和畫冊共700多萬冊。戰鬥英雄黃繼光壯烈犧牲時，衣兜裡揣著《鋼鐵戰士》、《蘇聯英雄馬特洛索夫》兩本畫冊。
圖書報刊具有雷霆萬鈞的作用，正因如此，毛澤東在1946年再度為新華書店題寫店招。當年，新華書店總店成為中宣部的發行科，時任發行科科長許元禎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時，請求題寫店牌。毛澤東欣然落筆——新華書店總店。後來以該字型篆刻的圖章在與陝甘寧邊區新華書店、晉綏新華書店河綏德大眾書店聯繫業務時曾使用過。兩年後的1948年12月，解放戰爭進入大反攻階段，新中國即將誕生，時任中宣部出版組副組長的華應申向時任中宣部長陸定一提議，想請毛澤東主席為新華書店題寫店招。毛澤東順手從書桌上拿過了四張《解放日報》，一張一個字，“新華書店”新店招一氣呵成。這是即將迎來勝利的時刻，四個氣勢恢宏的大字從被送往解放軍平津前線宣傳部門那一刻起，直到現在仍在使用。
新華書店，既是激情澎湃的革命傳播者，又給所有讀者營造了一個溫暖的港灣。1948年夏，中國人民解放軍三野司令員兼政委陳毅已經坐了半天吉普車，嗓子幹癢，饑腸轆轆。如果在當地政府吃飯又怕盛情接待而耽誤了行程，正在猶豫之時，陳毅突然看到了朝城大街上“新華書店”的店招。隨後，陳毅和幾位解放軍戰士就在冀魯豫新華書店朝城分店經理劉品山和員工們的招待下，吃上了簡單可口的鶏蛋麵。離別之際，陳毅對劉品山說，“我感覺新華書店就是我們的家。”戰爭年代如此，改革開放後，新華書店依舊本色不改，一直以來都是廣大讀者的精神家園。
聚是一團火，散做滿天星
新華書店在80年中從分散到統一，再由統一到分散，直到融合成一張覆蓋全國的大型發行網路。隨著時代與業務發展的需要，新華書店的體制在變，發行思路也在變。
“新華書店總店”這一名稱在歷史不止一次地出現，但其含義卻完全不同。1940年初，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將新華書店改名為新華書店總店，彼時的總店要承擔的職責不僅僅是圖書出版發行，還有貨幣、糧票、檔等印刷任務。1948年，各解放區的新華書店拉開了全國統一管理的序幕。晉察冀和晉冀魯豫解放區合併為華北解放區，兩家書店重組為華北新華書店總店。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2月8日，中共中央致電北平市委書記彭真、市軍管會主任兼市長葉劍英、市委副書記趙振聲：“新華書店總店與華北新華書店即開始實行統一，從北平做起。”這是新華書店系統由各解放區分散管理向全國統一管理轉變的拐點。
新華書店統一管理的起點是從店招開始的。中宣部發出通知，要求自1949年7月1日起，全國新華書店統一啟用毛澤東在西柏坡題寫的店招。10月召開的全國新華書店出版工作會議，通過了《關於統一全國新華書店的決定》，奠定了全國新華書店在政策上、組織上、制度上、業務上走向集中統一管理之基。如今提及此，茅院生表示，這標誌新華書店由分散走向了統一，1951年1月，以新華書店總管理處發行部、華北聯合出版社課本發行部為主體，新華書店總店成立，全世界最大的出版平臺誕生。
茅院生介紹道，進入新千年後，2002年中央文化體制改革再一次給新華書店的體制變革提供了歷史契機。此前在“文革”時期，各地方新華書店的管理仍歸總店，但人財物已經歸地方了，新華書店從統一走向了分散。1983年，新華書店就已經進行了改制，成為中央一級的文化企業，新華書店總店進一步形成了全國圖書購銷網路、倉儲運輸網路和資金結算網路，積累了集約化、規模化經營經驗，發揮著國家圖書發行主管道作用，新華書店進入鼎盛期。隨著中央文化體制改革的到來，各地紛紛組建出版集團，新華書店的業務又走向了分散。“在這個過程中，各省店實現了更快的發展，9個已經上市。”茅院生說，2016年新華書店的銷售額達到1480億元。
無論是統一還是分散，都是為了更好地服務，新華書店這個金字招牌也隨著適應時代與國家的需求以及滿足人民群眾閱讀需求打出了更有影響力的品牌。尤其是在上世紀90年代，新華書店以其“紅色經典”、“老字型大小”的光環被一些中外書商所垂涎。1993年，不少地方的個體書店都打出了“新華書店”的店招，出售盜版圖書和非法出版物。為扭轉市場上的無序狀態，新聞出版署委託總店代表全國新華書店以毛澤東題寫的店招作為企業標識，到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標局申請“新華書店”商標註冊。但商標局卻表示，“新華”二字已被他人註冊，“書店”是企業名稱，超出了註冊範圍，因此商標註冊申請無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位美籍華人用中文毛體、楷體、中文拼音及英文等字型在美國註冊了“新華書店”商標。幾經周折後，1998年，“新華書店”商標準予註冊。
新世紀，是互聯網的時代，科技手段顛覆了人們的閱讀方式進而改變了閱讀習慣。曾經一到週末就紮堆書店的情形開始被分化，網路購書成為不少人的新寵。實體書店舉步維艱，相繼退出市場和歷史舞臺。
老書店遇上新問題，如何面向未來？茅院生認為，互聯網對實體書店造成了衝擊，但也帶來了機遇。互聯網時代綫上線下融合的趨勢，對新華書店來說就是機遇，新華書店以資本為紐帶，聯合全國新華書店、著名出版機構共同建設“中國新華髮行網”電子商務平臺，即全國統一的“新華書店網上商城”。
“相比一般的電商平臺從綫上走向線下，從開網店到計畫開實體店，新華書店的優勢就是已經有了重資產——在全國各省、市甚至區縣都有門店和倉庫，通過‘互聯網+’將遍佈全國各省區市的1.2萬家新華書店門店串聯起來，從重資產走向輕資產就會更加容易。”茅院生表示。讀者在這裡下單買書，將由距離其最近的新華書店進行配送。對於出版社而言，平臺的開通可以幫助他們追蹤圖書去向，實現生產與庫存的科學管理，通過圖書銷售大資料分析，出品讀者更為需要的圖書產品。
一直以來，新華書店的定位從未改變，為讀者找好書、為好書找讀者。茅院生強調，過去書店是賣書，現在新華書店不僅要賣書，更重要的是賣服務、賣文化。
（本刊記者吳潔對本文亦有貢獻）
(來源:《《小康》下旬》 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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