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智庫體系進入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創新發展的新階段。目前，中國智庫面臨官辦智庫大而不強、高校智庫曲高和寡、民間智庫弱而無力的問題，如何解決上述問題，是擺在民間智庫發展面前的重要課題
文｜《小康》記者 郭煦 北京報導
如今，智庫成為一種“全球現象”：2016年，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智庫總量已達到近7000家，涵蓋國內經濟政策、教育政策、能源政策、衛生政策、環境政策、科技政策、政府治理、國防與國家安全、外交政策、國際經濟、全球衛生政策等方方面面。
新的時代背景下，能否未雨綢繆把握全球經濟政治新動向，為政府提供專業且前瞻的政策建議，成為未來智庫能否“立足”的關鍵。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可以預期，隨著頂層設計的不斷出臺，智庫將在我國政府科學民主決策方面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需要知己知彼，既要立足中國國情，也要追蹤國際智庫發展經驗。
時至今日，智庫體系進入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創新發展的新階段。目前，中國智庫面臨官辦智庫大而不強、高校智庫曲高和寡、民間智庫弱而無力的問題，如何解決上述問題，是擺在民間智庫發展面前的重要課題。
民間智庫弱小、分散、不穩定
上世紀90年代，智囊機構開始出現，隨著經濟活動的複雜化和研究領域的精細化，各個中央部委如農業部、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等紛紛設立了研究機構，各重點高校屬下的研究機構也越來越積極地參與政府政策研究和政策諮詢工作。此外，還出現了諸如中國世界與政治研究所、安邦集團等漸為公眾熟知的民間知名智庫。其研究成果及報告亦開始出現在政府決策高層及廣大民眾的面前。
據統計，中國現有研究機構2500多家，專職研究人員3.5萬人，工作人員27萬人。其中，以政策研究為核心、直接或間接為政府服務的“智庫型”研究機構達2000家。
從事中美關係研究多年的張國慶研究員指出，按現有決策體制，中央政府關於某個領域的政策，往往由相關部委負責制定，然後交由下屬研究機構的專家一起“想辦法”。這種兩位一體的設置實際上並不能保證下屬研究機構大膽地做研究、說真話。“如果一項政策一出臺，下面的智囊團都一致說好，那我想這個政策的公信力首先就要打問號了。”張國慶坦言，體制內的框框太多，對智庫研究的獨立、自由形成了很大的束縛。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創始人王輝耀則在國內首部智庫研究著作《大國智庫》中表示，“隨著近幾年中央高層不斷釋放支援智庫發展的訊號，特別是習近平主席作出‘發展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重要指示後，新型民營智庫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比較典型的包括博源基金會、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察哈爾學會、長策智庫、中國經濟50人論壇、瞭望智庫、人大重陽等。”
長期觀察中國智庫發展的王金嶺認為，中國民間智庫目前尚處於“弱小”、“分散”、“不穩定”的狀態。
“弱小”不單指其自身實力弱小，還指市場需求、影響力十分弱小。他認為，這與中國在智慧財產權方面的立法欠缺及執法不嚴有關。
另一方面，中國民間智庫從業人員的素質也良莠不齊，社會上一度充斥著“策劃大師、點子大王、智業領袖”的稱號與評選，有些人甚至利用這種稱號招搖撞騙，這些都直接影響了智庫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阻礙了人才和資金的流入，降低了智庫的可信度。
“分散”是指目前尚不具備集中、統一的行業群體和相應的市場。
“不穩定”則是因市場不穩定所以智庫人才團隊也不穩定，民間智庫尤甚。
民間智庫前灘綜研註冊於2013年下半年，出生在“黃金時代”。2012年6月底，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出臺了《黃浦江南延伸段前灘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用浦東新區官方微博“浦東發佈”的話說，浦東新區將用3—5年時間，將前灘打造成上海新的世界級中央商務區。而前灘綜研的創始人何萬篷，正是這一規劃早期的建議者之一。
何萬篷原為上海市資訊中心一個下屬研究所的所長，其下海創辦智庫據說是受到了一些觸動。作為政府人員的何萬篷參與上海虹橋商務區規劃的評審，參會者包括中國科學院、日本野村綜研以及其他國家的研究單位。何萬篷發現，上海很多公共設施都由國外機構規劃，而且他們甚至比國內智庫更加熟悉上海那些重要的戰略性節點。
此後，何萬篷組建前灘綜研，將之定位為資料驅動型的開放研究平臺，為政府部門和企業集團提供實證、前瞻、建設性的決策支援方案。不只何萬篷，王文擔任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之前是一家官方媒體的編委，主管評論。
“一批從體制內出來的知識份子懷揣理想主義的花火，秉持不務虛學、經世致用的傳統價值觀，距離廟堂之遠，而為國事謀。”有學者這樣形容智庫的創辦者。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認為，與官方智庫產生的重要影響相比，無論在資金、政策、管道等方面，中國民間智庫的發展步伐都很慢。民間智庫要面臨政策制約、身份問題，還有資金來源和資訊來源問題。
按照成熟民間智庫的生存模式，其資金來源主要依靠財團和社會的捐助。但我國一直沒有形成公共基金的力量，官方智庫不僅享受政府全額撥款，還能容易地獲得各種官方資料，這就導致了中國民間智庫的產品“推銷”效果很不理想。
有國外學者曾指出，中國智庫的發展空間很大，但在組織、財政、法律的獨立上還面臨很大挑戰。民間智庫發展難在哪？
官方智庫的處境亦是幾家歡喜幾家憂。各省級社科院的院長們還經常要為專案審批和如何籌措研究資金而發愁。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省級社科院負責人告訴《小康》記者,同為談創新,上級社科院是有錢之後琢磨怎麼花錢,下級社科院則是琢磨怎麼把錢拿到手。而在許多地方社科院看來,洋智庫是他們最大的競爭對手和學習對象。
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輝耀表示,中國特別需要保持一定獨立性、民間性與利益中立性的協力廠商機構——民間智庫,為中國發展增添智慧。但民間智庫的發展狀況並不樂觀。例如,民間智庫本是非營利組織,但中國現階段的政策卻要求,必須讓其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形式註冊,或找一個政府機構掛靠。
記者瞭解到，中國官辦智庫不僅規模大、數量多，而且人員數量龐大、機構設置繁多。以中國社科院為例，其擁有38個研究院、180個非實體研究中心，主管全國性學術社團105個、研究人員4000多名。而全歐洲的智庫研究員也不超過5000人。
至於機構經費，科技部的資料顯示，2009-2010年，全國軟科學研究機構的經費總額為239.7億元，其中66.5%來自政府，占政府同期研發投入的13.4%。
事實上，鮮有例外，中國民間智庫遭遇的困難幾乎從註冊就開始了。
三年前，為了獲得一個身份，前灘綜研至少找過3個“婆婆”。建立者首先找到上海市科委，接著被推薦給了浦東新區科委。但是，後者對建立智庫不太理解。於是，何萬篷等人又輾轉聯繫到徐匯區科委作為掛靠單位。
一些希望創辦民間智庫的朋友在民政登記時同樣也曾遇到麻煩。“他們看到機構名稱裡既有改革又有智庫就很緊張。儘管中央的改革方向是不要‘婆婆’。但他們說，你這個涉及意識形態，還是要找個主管單位管起來。”
資金是民間智庫的掣肘。
如今，很多智庫負責人每天操心的事情不是如何提高研究水準，而是怎樣才能搞到錢、拉到投資。他們曾試圖去做一些民營企業家的工作，但根本說不通。與此同時，雖然也有一些外國資本來中國考察民間智庫，但至今光有觀察，沒有動作。
為瞭解決“吃飯”問題，如今的民間智庫往往掛起兩塊牌子，一塊是民辦非企業單位，一塊是工商註冊的公司。同時，依靠政府採購與企業採購兩條腿走路。
此外，前灘綜研還曾想過一個方法，希望以高新技術企業的身份獲取政府的優惠政策，緩解生存壓力。但宋傑封發現，高新技術企業的認定又是一件複雜的事情。
而且，對於民間智庫而言，參與到政府決策、政府採購中去也並不容易。“一些重大的政策會議，受邀的往往是傳統智庫，社科院、黨校高校等，很少有人會主動通知民間機構參加。”一位民間智庫負責人說。
而另一位民間智庫的管理者則告訴記者，有些政府對外招標課題會對智庫的註冊資金、運營期限以及從業人員的體制內職稱等方面提出要求。比如，註冊資金500萬元以上，運營期限1年，甚至3年以上。政府部門會通過設置這些門檻來剔除中小型的民間智庫。
如何擺脫數多質劣
民間智庫普遍生存艱難，而基本模式就是為甲方提供智力成果獲得收入。
由於慘澹經營，民間智庫也就很難開出比官辦智庫更優厚的待遇，吸引優秀人才。沒有人才，研究者水準不高，民間智庫的聲音微弱又不被重視，於是也就形不成氣候與影響。
世界一流智庫是如何運作的？它們如何避免中國智庫在發展中遇到的類似制約？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進階研究員裴敏欣介紹，美國的智庫基本都是民間的，且一般為非營利機構，依靠基金會資助，所以在資金上問題不大。其次，美國智庫有自己專門的研究人員，一般都是各學科的專家，或者有著豐富政治經驗的前政府高官。此外，智庫之所以在美國興盛，還取決於政府決策機制的開放性，這樣智庫才能夠充分地參與到政府決策過程中去；還有良好的輿論環境，因為智庫的研究成果需要通過媒體的平臺來展示。
裴敏欣指出，在完善智庫發展的“政策分析市場”方面，要建立政策分析研究的需求方和供給方交流的管道，使相關智庫對政策研究的需求非常清楚，各種智庫可以針對相關政策研究的需要，進行深入的研究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其次，要逐漸保證智庫研究經費的多元化。有了多管道的、充足的研究資金來源，研究機構保持獨立性的可能性就會提高，因此，在中國設立政府的政策研究基金、通過法律或政策鼓勵社會公益捐助等都是有效的制度基礎。再次，要建立智庫研究成果多層次輸出和公開討論的機制。智庫的研究成果不僅向政府部門輸出，還必須以各種形式向其他關心該政策問題的公眾和社會團體提供，使智庫通過豐富多樣的方式實現其政策影響力。
就當前中國智庫發展狀況而言，無論在政治環境、輿論環境、人才資源、資金保障還是社會需求上，都是中國智庫的黃金時代。智庫不但成為中國媒體和公眾耳熟能詳的流行詞彙，而且也逐漸成為政治決策、國際傳播、公共外交中的一個重要力量。
與美國民間智庫“一統天下”相比，中國目前的智庫格局是官方智庫數量眾多，休眠的高校智庫眾多，非官方智庫則艱難求生。
在民間智庫無強勁政策支撐的情況下，走“第三條道路”的半官方智庫，或比較契合於中國國情，這類智庫的優勢在於，一方面在“社團生存安全”上有政府的庇護，另一方面又不同于官方智庫，不必淪為有關部門的“宣傳庫”，可以適當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做出獨立和客觀的戰略研判。
然而，從“思想產品”的市場經濟化角度上看，不同地位的市場主體，顯然不利於形成一個“競爭市場”，沒有“競爭市場”，也就註定沒有品牌性產品。官方智庫在政府採購思想產品的市場份額中，居於壟斷地位，半官方智庫與民間智庫競爭中，又有體制等的非市場因素的優勢，民間智庫從創辦至今20多年來，其發展並不容樂觀。
記者注意到，國內數個活躍于非官方智庫的著名學者，往往在所在單位職稱評定時受影響，而越是在智庫界有實力的人物，其研究綜合視野和跨領域的研究能力越強，其研究“專項感”越弱，越不符合現有職稱評定“專業水準”評價體系。
另一個制約因素，來自官方資訊公開與資訊獲取管道等問題。相對於官方智庫，民間智庫往往在及時和充分把握政府資訊方面，沒有得到法律及制度上的有力支援，導致智庫在進行現狀分析與對策研究中，未能形成令決策者心儀的成果。政府資訊受限，也影響到智庫選題設定等工作，民間智庫一般會選擇遠期戰略性研究，而迴避對策性課題。
“國家尚無智庫的‘國標’，也無意在相當近的時期之內推動這樣的標準。當前中國政府與國有大型企業在多大程度上願意聆聽到獨立的民間智庫的聲音，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從這一大思想市場環境上看，中國民間智庫尚處於‘初級市場’階段，整體依然相當落後。”上述專家說。
(來源:《《小康》上旬》 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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