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貓》和《螢火蟲之墓》上映時完全沒有觀眾去看；《魔女宅急便》曾被人說是“宮崎駿最後一部作品”；《紅豬》原本只是大師用來紓解心情的15分鐘視頻……宮崎駿幕後推手、吉蔔力製作人鈴木敏夫所講述的這些幕後故事，或許是你從未聽過的吉蔔力故事
文｜《小康》記者 羅嶼
“對於我來說，最快樂的事就是與人打交道。與喜歡的人深交，在喜歡的人身邊工作，實在是令人愉快的事，這對心理健康也非常有益。能與宮崎先生、高畑先生、德間社長等許多喜歡的人相遇，愉快地工作到現在實在是我的幸運。”這是吉蔔力工作室董事長兼製片人、曾參與製作幾乎所有宮崎駿電影的鈴木敏夫，在回顧自己與宮崎駿、高畑勳幾十年交往合作時給予老夥伴們的評價。
然而，如果時光回到他們三人初次相遇的時刻，鈴木眼中的兩位好友遠沒有這麼“令人愉快”，他甚至曾在心底暗自思忖——兩個奇怪的傢伙。
鈴木最初邂逅宮崎駿、高畑勳時發生了什麼？又是怎樣的因緣際會把看似“不合拍”的人拉在一起成了最親密的工作夥伴？三人相處的幾十年間又有哪些不為外人道的幕後故事？
多年前，鈴木曾接受日本著名音樂人涉谷陽一歷時2天、整整10小時的獨家專訪，將他和宮崎駿、高畑勳，以及吉蔔力30年的故事和盤托出。按照鈴木的評價，那次訪談如“嫌疑犯”面對“檢察官”。
如今，這份採訪實錄中文版以《吉蔔力的風》為名出版，書裡或許有誰都沒看過的吉蔔力故事，也有關於宮崎駿、高畑勳兩位動畫大師最真實的一面。
“兩個奇怪的傢伙”
鈴木至今仍記得他與宮崎駿、高畑勳初次交流時的種種細節。那時，作為日本動畫雜誌《Animage》負責人兼編輯的他想就宮崎、高畑兩人作品《太陽王子 霍爾斯的大冒險》進行一次專訪，於是打電話給這部片子的導演高畑，而這通電話卻讓鈴木大受衝擊。
“我打電話給高畑兄，單純只是表達想拜會他的意思。不料高畑兄在電話裡絮絮叨叨陳述他不能會面的理由，足足講了一個小時！我嚇呆了。”
高畑到底都說了什麼？鈴木記得大概是談他沒辦法協助製作大眾取向的雜誌，對自己出現在這類雜誌裡存有疑慮之類。鈴木將高畑一個小時的陳述總結為一句：我不想見你。
然而，正當鈴木打算放棄時，高畑卻說：“其實和我一起製作《霍爾斯》的還有宮崎駿。他現在就坐在我的旁邊。也許他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如果不介意的話，我把電話轉給他。”
事實上，那是鈴木第一次聽到宮崎駿這個名字。本以為劇情反轉的他，沒想到在宮崎駿身上，收穫了更多“打擊”。宮崎駿當年的措辭，他記得一清二楚——“關於《霍爾斯》我有很多話想說。所以給我十六頁吧。”鈴木記得，宮崎駿當年表示，沒有十六頁就免談。
“高畑先生說了一個小時，宮崎先生大約三十分鐘，兩人合計一個半小時。最後我累極了，只好死了這條心。”鈴木說，自己當年雖然是主動邀訪，但最終還是決定，放棄採訪這兩人。“我心想，這兩個人是怎麼回事。兩個奇怪的傢伙。”
正是因為不太美好的第一印象，反倒促使鈴木此後半夜殺到戲院觀看《霍爾斯》，他說，那次觀影帶給他的衝擊是“這輩子都難以忘懷的”，他甚至因此有些理解那兩個奇怪的人。
也許是因為被震撼後的那份理解，也許是因為被拒後心有不甘，總之，此後的鈴木開啟了對宮崎駿、高畑勳的“緊貼”模式。鈴木在此前寫作的回憶錄《樂在工作》中也提到三人最初的“緊密”交往。
在不愉快的電話交流後，鈴木與宮崎駿的初次見面是在後者製作《魯邦三世·卡裡奧斯特之城》時。鈴木同樣是以採訪之名與另一名編輯一起拜會宮崎駿，不成想，一去便遭到宮崎駿回絕——“我不想接受採訪”，原因是，宮崎駿認為鈴木做的雜誌“無聊之極”，是“拿動畫來賣錢”，如果接受雜誌採訪，“會被玷污”。火冒三丈的鈴木搬張椅子坐在宮崎駿一旁，什麼都不說。而這時宮崎駿又冒出一句：“你礙著我了，請不要在我旁邊。”
此後的故事是，鈴木坐著一言不發，宮崎駿同樣沉默工作。直到淩晨兩點，宮崎駿突然說：“我回去了，你們明天九點再來吧。”鈴木說，當年的他興起一股奉陪到底的念頭。“我們同樣是淩晨兩點回家，隔天早上九點再去。到了之後就坐在旁邊默默看著。記不清楚是第幾天，大概是過了將近一個禮拜，他才拿了分鏡圖給我們看。那是那部電影裡一幕自行車追逐的場景。”鈴木記得，宮崎駿指著分鏡圖問他和同去的編輯：“這種時候要說什麼？”恰巧那位編輯是個自行車競速迷，立即說：“自行車比賽裡把這種情況叫‘抄外擋’”。宮崎駿聽後馬上說“原來如此”，然後把它寫進了分鏡圖。鈴木說，正是從這之後，大家逐漸暢談起來。
鈴木將自己與宮崎駿最初的交流總結為：忍耐力大比拼，而他與高畑勳之間，又何嘗不是比拼耐力。
見到宮崎駿不久後，鈴木與高畑會面的機會來了。當時高畑要製作長篇動畫電影《小麻煩千惠》，鈴木得知消息便立即去找他。兩人一見面，高畑就擺出“要幹架的樣子”，他問鈴木：“你一定是想問我原著什麼地方吸引我想要將它拍成電影這種無聊問題吧？”而同樣年輕氣盛的鈴木聽罷，提出“為什麼製作出像《阿爾卑斯少女海蒂》這樣名作的高畑先生會去做《小麻煩千惠》，這豈不是表示作品內涵沒有一貫性”之類的質疑，高畑聽了大發脾氣，於是兩人就這樣爭論了三個小時。
鈴木記得，高畑最後扔下一句：“怎麼樣？我講的話沒辦法整理成一篇文章吧。有辦法的話就請你整理看看。”正是這句話，反倒讓鈴木燃起一股鬥志。之後，他從影片的分鏡開始瞭解，又買了原作漫畫，一點點學習研讀，他希望下次見到高畑時，無論後者說些什麼，自己都能回應得無懈可擊。
或者，正是不對抗到底誓不甘心的心理，讓鈴木和高畑兩個人此後每天都要見面討論，一直持續到兩個月後電影完成。影片殺青酒會那天鈴木也受邀出席，他記得高畑見到他後突然一低頭說：“跟你談話對作品的創作説明很大。都是托你的福，我才能確定這部作品的走向。所以我要向你道謝。”
鈴木又驚又喜。
但受到啟發與幫助的又何止高畑。
鈴木多年後回憶，正是他與宮崎駿、高畑勳最初的交流，讓他不知不覺跨越了採訪者與導演的關係，參與了動畫的整體製作。在《吉蔔力的風》中，鈴木將其總結為“鈴木敏夫成為鈴木敏夫的瞬間”。
“有什麼關係，我就是想畫豬”
當初，鈴木為將三人的交往深入下去，曾利用記者經驗，將宮崎駿、高畑勳說過的話全部記錄成 “採訪筆記”。他記下他們談話的內容、說話的語調方式，“宮崎先生講話速度很快，高畑先生則是講話很冗長，每次開講肯定三小時跑不掉”。記下之後，鈴木會獨自找間咖啡廳，將採訪筆記重新整理，以防遺漏。回到家後，他會再次將採訪內容謄寫在筆記本裡。雖然三人幾乎天天見面，筆記卻從未間斷。鈴木還寫過一本“什麼是製作人”的採訪筆記，只是在最後一行他批註了一句：瞭解了這麼多後，我覺得我不適合做製作人。”
但事實卻是，此後的鈴木成了宮崎駿、高畑勳最優秀的製作人，也是兩位導演最堅實的後盾。
鈴木記得，當年《龍貓》與《螢火蟲之墓》兩部影片，雖然花費諸多心血，卻成了吉卜力史上最差票房紀錄。面對這一殘酷現實，自己當年倒也沒有情緒特別低落。“這是我們自信滿滿做出的東西，觀眾不買帳也沒關係。”
但之所以講，《龍貓》與《螢火蟲之墓》在鈴木的製作人生涯，或說，在吉卜力史上屬特大事件，某種程度而言，在於之後發生的故事。
緊接著這兩部不賣座影片上映的，是影片《魔女宅急便》。鈴木記得，《魔女》一片的發行公司東映的負責人名叫原田。原田見到鈴木便說：“《魔女》是宮崎先生最後一部作品了吧？你看事實不是明擺著，從《風之穀》、《天空之城》到《龍貓》，票房數字一路下滑。按照這樣推算，《魔女》的票房會更低吧？如果真的是這樣就玩完啦。”
被原田這樣一講，鈴木火冒三丈。於是他專程到日本電視讓他們出錢，目的是讓《魔女》紅起來。“總之，我當時想到只要電視台肯宣傳就能大紅，我想到的宣傳途徑也只有這麼一個。”多年後，鈴木感慨，其實現在來看，反倒要感謝原田，正是他的話，讓自己第一次產生了“要讓電影賣座”的想法。
其實《魔女》一片最初更像是一個商業捆綁專案——快遞公司黑貓宅急便想要拍一部電影，於是找到某個策劃公司拿出企劃案。
鈴木記得，宮崎駿當時忙於《龍貓》，於是請他去看《魔女》原作，而這也成了兩人產生信任的開始。只是，這份信任背後，有許多宮崎駿並不知曉的“內情”。
“我在第一次看到（原作）的時候，加入了很多自己的臆想。”鈴木說，當初宮崎駿問他怎樣，他便答：“挺有意思。雖然是本兒童讀物，不過實際上看的都是些年輕女性，特別是那種從小城鄉到大城市來務工的人群。現在是女性可以涉足各個行業的時代，但是當這些小城鄉來的人回到公寓時，就變成了孤身一人，如何去填補這種突如其來的寂寥感是電影需要表達的主題。”鈴木信口胡謅滔滔不絕，而宮崎駿就這樣被說動了，覺得好像很有意思，於是表示“那就拍吧”，隨即寫起劇本。
“出去旅行的時候是幾歲？”“魔女到十三歲一定要出去旅行。”“啊，這樣啊，這樣嗎？那邊的城市叫什麼？”“柯裡柯小鎮。”鈴木記得，宮崎駿就這樣和他一一確認。“如何，是不是可以畫森林裡的場景了，在那裡加一個二十七歲的女性吧？”鈴木反對，他堅持應當是十三歲。“最後宮先生不耐煩了，說：‘那就二十七歲和十三歲折中一下十八歲好了。’鈴木說，這正是烏露絲拉誕生的秘密。他記得，他們倆就這樣一邊討論一邊寫劇本，那時鈴木的女兒正好十三歲，他們拿她做了很多參考。
至於商業捆綁這件事，鈴木認為，與其說宮崎駿沒有什麼抵觸心理，不如說，“他不是很清楚商業捆綁是怎麼回事，我也不太瞭解。”兩人覺得，有黑貓、有宅急便，這樣似乎就可以。以至於對方董事長在劇本完成時曾來吉蔔力提了很多要求，鈴木和宮崎卻表示，“我們不打算拍一部給你們公司教育新人的片子，我們是把它當作一部獨立的電影來製作的。”
最終，《魔女》一片大熱，這也破了東映負責人“宮崎駿最後一部作品”的妄言。
如果說《魔女》讓鈴木認識到影片企劃宣傳的重要，到了《紅豬》，他說自己“似乎完全變了一個人”，“處於一個必須回收資本的立場”，因為此時作為吉卜力負責人的他，“必須要對公司負責”。
不僅是鈴木，對宮崎駿而言，《紅豬》同樣頗具意義。鈴木甚至評價，這是宮崎駿的重要轉折——把一頭豬當作主人公。
《紅豬》最初策劃時並非長篇電影，而是打算在日本航空機內播放的二十分鐘視頻。“當時宮崎先生壓力大到快神經衰弱。我建議他做個短篇的東西紓解鬱憤心情，這時宮崎先生提出想做的就是《紅豬》。當初這部作品連二十分鐘都沒有，只有十五分鐘。”
鈴木記得，宮崎駿創作《紅豬》時工作室其他員工因為另部影片《歲月的童話》剛剛結束都在休假，只剩他們兩個在公司。“孩子們被海盜襲擊綁架，一頭豬出現救了他們——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鈴木當年直截了當問宮崎：“這傢伙為什麼是頭豬？”後者則答：“有什麼關係，我就是想畫豬！”
雖然嘴硬，但或許宮崎駿也很在意鈴木的看法，於是不知不覺中他就畫到吉娜登場，作品也從原來的十五分鐘變成三四十分鐘。
吉娜出場後故事開始變得有趣。於是鈴木對宮崎駿說：“到這裡，可以隱約看出一點他變成豬的原因。”宮崎駿此後又加了很多內容，將影片變成一個多小時。於是某一天，鈴木終於忍不住提議：“宮先生，拋開資金和投資方的問題不談，這種半長不短的東西是沒法在飛機上播放的。不好意思，你能把它做成一部電影嗎？”宮崎駿驚訝地問：“啊？做成一部電影要多長？”鈴木說，至少要八十或九十分鐘。宮崎又問：“那要怎麼延長？”……
最終，《紅豬》這部片子就變成大家現在看到的樣子。
當年，鈴木拿著《紅豬》劇本找到日本航空，希望對方出資將其拍成電影。不成想這一提議在日本航空內部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對方此前從未投資過電影，甚至連可參考的公司條款都沒有。“他們問我怎麼辦才好，我記得他們還要求我寫一份‘最多要虧損多少錢’的報告。”鈴木說，好在結果是好的——包括日本國內和海外電影在內，《紅豬》榮登當年票房冠軍。
“留有馬克思主義的餘香”
在鈴木看來，“宮先生亂來的本事是一等一的”。比如某一天宮崎駿突發奇想：“既然我做了‘豬’，那麼讓高畑勳來做‘貍’吧。”最讓鈴木詫異的是，高畑“竟然接受了這個荒誕的提議”。
作為導演，宮崎駿與高畑勳風格完全不同。
高畑勳比宮崎駿年長幾歲，年輕時是帶宮崎駿入行的好兄長。高畑外號“阿樸”，這個詞在日語中是形容吃東西時的動作，因為據說他每天都會在遲到的前一刻才進公司，一進門就猛喝水和猛啃麵包。宮崎駿形容高畑勳是“大懶人的子孫”，說他“雖然擁有難得一見的縝密組織能力和非凡的才華，但卻是個超愛賴床的天生懶人”。還控訴高畑勳本來要拍一部製作時間一年的電影，卻一延再延，製作人都換了許多。這期間宮崎駿結了婚，生了大兒子，直到大兒子滿週歲之後，電影才終於拍成。
宮崎駿關於高畑勳“拖延癥”的控訴，鈴木大概會舉雙手贊成。合作《百變貍貓》時，影片本來預計當年夏季上映，但是為了對付高畑的“不急不緩”，鈴木特別偽造了一款春季公映的海報給導演高畑看，告訴他，春天一定要做好。
“結果春天果然沒有做完，我說那就拖到夏天吧，他說也做不完。我說，之前已經對外公開說上映要延期——春天延到夏天，難道說要延到冬天？高畑說，‘不，我想在夏天上映。’我說，‘高畑先生，你說得簡單，反正也做不完不如放棄吧，改在冬天上映。’”大概正是這樣的激將法，讓高畑無可奈何地表示，“如果要在夏天公映的話，根據我的計算不剪掉十分鐘是做不完的。到底剪哪裡你有什麼提議？”鈴木答：“知道了，我想辦法。”
顯然高畑事後又後悔了。鈴木記得，第二天高畑對他說：“鈴木，你把電影剪得亂七八糟，你說怎麼辦。”鈴木記得，此後“作為補償”，他每天都要被高畑差遣兩個小時，就這樣總算趕上了公映檔期。
《百變貍貓》上映後，很多人誇鈴木“了不起”，因為從來沒有哪個製片人可以連著幫高畑做兩部作品，而他在《貍貓》之前，已經做了《螢火蟲之墓》和《歲月的童話》。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合作基礎”，鈴木說，不論高畑提出什麼要求，他都“見怪不怪”。就像製作《螢火蟲之墓》時，他一次次提醒高畑公映日迫在眉睫，但後者仍舊是“做不完就做不完”的態度，到最後完全不在公司現身。
“我第三天打電話給他太太，說想見他一面，我會在大泉學園車站前的咖啡店等他。我在咖啡店一直等啊等，等到傍晚他還沒有出現。我心想隨他去吧。直到晚上八點他才終於出現。我那天是中午去的哦。”鈴木說，在等待高畑時，自己也在想解決方案，最終他向高畑提出，將未完成品上映。高畑自然不答應。於是兩人一直爭論到咖啡店關門。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和鈴木一樣，“控訴”高畑。已故日本電視董事長氏家齊一郎先生就對高畑偏愛有加。鈴木記得，《千與千尋的神隱》大紅時，氏家先生曾來吉蔔力和大家一起吃飯，他對宮崎駿說：“《千與千尋》能這麼受歡迎真是太好了，不過我沒看懂。”之後氏家不忘補上一句：“高畑先生，其實我更喜歡你的作品。為什麼呢？因為我覺得好理解。”
正因為喜歡，氏家一次次囑咐鈴木：“小敏啊，你知道我喜歡高畑先生的作品啊……勸勸高畑先生要出新作啊……”鈴木說，幾乎每次與氏家先生見面，他都囑託自己讓高畑拍新片。有一次氏家先生終於爆發，他對鈴木說：“高畑拍不出新作都是你害的！”
鈴木忍不住問氏家，究竟迷戀高畑哪點，氏家答：“他身上有股馬克思主義的餘香。”
在鈴木看來，如果沒有氏家先生的“不懈督促”，或許也沒有高畑在2013年完成的《輝夜姬物語》，只是氏家先生還是沒能在活著的時候看到高畑的這部作品。鈴木記得，氏家先生過世時高畑寫了悼文，當中一句“至少試映的片子給你看到也好啊”。聽罷，鈴木忍不住在心裡說：“好啊，虧你說得出。”
《輝夜姬物語》上映時，高畑說這應當是自己最後一部作品。鈴木覺得這個說法很可疑。而按照宮崎駿的看法，“阿樸能活到九十歲……說不定到最後，我和鈴木死的時候，悼詞都是由高畑先生來念。”
這大概是真正的老友之間才能有的說笑。
讓吉蔔力用上電腦可謂煞費苦心
當然，作為朋友，鈴木不僅會 “控訴”高畑，他對宮崎駿的“吐槽”也不少。
在他看來，宮崎駿是個“討厭自己不能理解的東西”的人，比如電腦。
鈴木當年為了讓吉蔔力用上電腦可謂煞費苦心。因為早期的蘋果筆記本和文字處理機外形相似，於是他在大量購置後曾哄騙宮崎駿，那些機器都是文字處理機。
之後，因為種種原因必須要正式引進臺式電腦。鈴木絞盡腦汁想怎麼做才能得到宮崎駿許可。某天他忽然想到，宮崎駿喜歡下日本象棋，他於是去買了日本象棋軟體。每當宮崎駿來找他，他就切換到下日本象棋的畫面給宮崎看。
“鈴木，這個能下象棋？”“是啊，你要不要試試看？”見宮崎駿有了興趣，鈴木馬上接話：“你喜歡的話，要不要買一台試試？”第二天鈴木就在宮崎駿桌上放了一台電腦，此後宮崎駿一度沉迷於電腦下棋。
忽然有一天，宮崎駿幡然醒悟。他在鈴木桌上放了一張留言條，上面寫“我不會上當的！”後面不忘補一句“我再也不下象棋了”。
關於宮崎駿的“離奇”故事，鈴木能說的還有很多。比如，當初吉蔔力工作室招人，作為面試官的宮崎駿常常說個不停，完全不給應聘者說話的機會。而面試結束後，宮崎駿又常常自問：“面試到底要做什麼我也不清楚，因為我一直在說話。”
無論“控訴”高畑，還是“吐槽”宮崎，鈴木所曝出的內幕八卦，都源於三個親密夥伴、戰友四十多年的合作與友誼。鈴木說，自己邂逅宮崎駿和高畑勳是幸福的。而我們，生於因為這三人的邂逅而佳作迭出的時代，也是幸福的。
（本文內容參考上海譯文出版社《吉蔔力的風》、時代文藝出版社《樂在工作：與宮崎駿、高畑勳在吉蔔力的現場》）
(來源:《《小康》上旬》 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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